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已经启动8年有余。从实际操作看，人们似乎并未意识到它与传统的非遗保护有什么区别。其实，从保护理念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以往的非遗保护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如果把非遗比喻成一只“小虫子”，那么，要想保护好“小虫子”，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办法，就是为它们划出一块它们非常熟悉且非常喜欢的“草坪”，让它们在这里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而这个“草坪”，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生态保护区”。

　　与以往的非遗保护相比，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更强调生态环境的修复。而当前许多文化生态保护区在建设过程中，没有从非遗这只“小虫子”的立场出发，没有考虑它们需要怎样生态环境，而是一心兴建各种各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以及各种各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以此取代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存活的原生环境。在某侗族地区，少男少女谈情说爱都是以对唱情歌的方式进行的，在当地被称之为“行歌坐月”。每到傍晚，外村男孩都会三五成群到邻村与少女们欢聚。在什么地方约会呢？到女孩家，卿卿我我父母孩子不方便；到荒山野谷，父母长辈不放心。故按当地习俗，这个时候少男少女都会聚集到本村寡妇家。但随着被指定的“传习所”介入，茶没得喝，果子没得吃，谈情说爱也没了原有的氛围。细想起来，这与城市公园一旦铺上美国草坪，中国固有物种就会因生态环境的不适而过早夭折是一个道理。

　　实践告诉我们，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过程中，坚持正确的保护理念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理念就是要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成一个可以减缓外来文化冲击的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封闭的原因很简单：这些文化生态保护区，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化类型，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优秀文化基因。为减缓外来文化对这些本土传统的迅猛冲击，我们才不得不将它们保护起来。考察其他国家各类文化生态保护区，他们的做法也基本上是从“封闭”开始的。许多人担心，这样做是否意味着必须将这些当地人隔离起来，让他们远离现代，只能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其实这是个误解。“封闭系统”，并不是一个风吹不进、水泼不进的全封闭系统，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半封闭系统。它要阻隔的，也不是人们常说的“现代化生活”，而是有可能成为当地遗产“天敌”的某些外来“物种”，或是容易对当地遗产造成生态威胁的外来生态环境。例如在侗族大歌之乡，我们所要阻隔的只是有可能对侗族大歌造成巨大冲击的美声唱法；在汉剧之乡，我们所要阻隔的只是有可能对本土汉剧造成巨大冲击的外来剧种；在剪纸之乡，我们所要阻隔的只是有可能对传统手工剪纸造成巨大冲击的大机械化剪纸流水线。除此之外，当地人尽可享受现代化生活。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与日韩等国相比，我们的资金投入有一定差距。但从另一方面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仅凭资金投入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多的需要我们通过“政策调整”与“资金投入”，打出一组更加灵活有效的“组合拳”，从根本上解决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过程中的难题。如要想解决戏剧、曲艺传承难的问题，需要打政策“收编”与资金投入这样一记“组合拳”；要想解决传统医药学传承问题，需要打授予“传承人行医资格”、允许“传承人开办专科诊所”以及“祖传秘方可以上市”这样一组政策优惠和资金投入“组合拳”。“政策调整”与“资金投入”这记“组合拳”，更容易从根本上解决“传承难”的问题。

　　作为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生活在其间的各遗产类型经过长期磨合，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它们可互补，可互证，可彼此说明。一定要将文化生态保护区视为一个整体进行保护。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