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商关系所处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是市场将代替政府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政府的手将就被“三个清单”关进制度笼子里；二是反腐肃贪工作不断推向深入，官商“勾肩搭背”政治风险不断加大；三是关系型社会向法治型社会转型，出门靠朋友、办事靠关系的传统路径存在巨大法律风险；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工程已全面铺开，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逐渐成为社会普适价值；五是利为民所谋将成为官员普适行为，对官员的监督将越来越严；六是大数据时代数以亿计的移动终端使搞潜规则“无论潜得多么深，总有暴露的一天”。上述这些变化标志着国家治理体系开始迈向现代化，传统政商关系面临重大转变。

　　扬弃传统政商关系

　　建立新型政商关系，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政商关系，否则就无法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是要去除其中不健康的因素，最终建立一种边界清晰、权责分明、交往规范、监督有效、参与有序、激励有为、合作共荣的新型政商关系。

　　边界清晰，即界定清楚政府（官员、公权力）与市场（企业、企业家）的活动范围，设置负面清单限定政府的活动边界；也要明晰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活动范围，防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落实民营企业平等待遇。

　　权责分明，即设置权力清单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以落实企业权利，设置责任清单使政府保护企业权益，设置惩戒制度追究企业社会责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各个部门要实现对企业责权利的一体化保护。

　　交往规范，即改变对政府与企业，特别是官员和企业家之间的交往无章可循、事后追究现状，对政商交往设置明文通则和分类细则，规范政商交往行为，防止交往蜕变为勾结、交谊蜕变为交易。

　　监督有效，即完善对政府的监督机制，保持政府对市场的敬畏、公仆对主人的敬畏、权力对责任的敬畏；要完善对企业经营行为的监督机制，要算宏观账、生态账、社会账和道德账；要完善对政商交往的监督，防止权力设租寻租。

　　参与有序，即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扩大公民和企业家有序参与决策的渠道，践行法由下立、政由民生的立法精神，实现科学立法，从源头上保证政府和企业尊法信法守法用法。

　　激励有为，即针对现阶段出现的政府不作为、不积极作为和企业“小富即安”现象，设计更科学的激励机制继续发挥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官员奋发有为，激励企业家“富而思进”，以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

　　合作共荣，即通过政府服务企业、企业回报社会的合作模式，实现双方之间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如果政商各安其位，各守其责，规范交往，完全可以最终达到良性合作、精诚团结、荣辱与共、各有发展的目标。

　　政商关系面临重大转变

　　建立新型政商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从传统的“寻找关系、建立关系、维护关系、利用关系、发展关系”关系型政商行为模式，转型为“寻找制度、学习制度、利用制度、参与制度修订、监督制度执行”法治型政商行为模式：

　　其一，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一是市场的活动范围决定政府的活动范围，而不是相反；政府活动要严格限定在市场失灵范围内，不可以人为地阻碍或代替市场发挥作用，政府规模取决于市场需要。二是培育市场和维护市场秩序是政府最基础性工作，其他工作只能建立其上，而不是凌驾其上。因为只要市场发育好了，政府就能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三是政府发挥作用要借用市场机制，主要依靠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

　　其二，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一是在政府与企业的主从关系上，企业是“主”，政府是“仆”，政府要为企业服务而不是相反。二是在政府机构和办事规则设置上，出发点应站在方便为企业服务而不是方便政府管理的角度上。三是政府履行职能，除特定情形外，都要通过企业来进行，政府不能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四是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政府只能引导市场，再由市场来引导企业。五是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排忧解难是政府服务经济工作的归宿。

　　其三，是在官员与商人的关系上，一是商人作为纳税人，是官员的服务对象，官员要从“上帝”还原为“公仆”，“下基层、接地气”将代替“等客上门”成为官员行为通则。二是商人有权利通过法定渠道参加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和法律制定，官员再也不能通过“法由部门立”来为自己“设租”。三是商人有权利通过法定渠道监督官员行政，政务公开将极大地压缩官员通过差别服务和选择性执法为自身“设租”的空间，对所有企业服务“等距离”将成为政务公理。

　　其四，在商人与商人的关系上，一是作为裁判员，政府严守中立，不再介入商人与商人之间的竞争。二是以“红顶商人”为代表的官商将一去不复返，所有商人在法律和政府服务面前人人平等。三是商人之间的竞争不靠关系靠实力，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未完待续）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