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高级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孙涛日前接受了《经济参考报》记者的专访。这位先后撰写《中国金融稳定评估报告》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的经济学家表示，今年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波动性继续存在甚至会增大，主要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

　　美国经济难与世界经济长期“脱钩”

　　《经济参考报》：您对2015年的世界经济有何期待？IMF等机构已经不是近年来第一次下调世界经济增速预期了，大家对世界经济的期待为何会被事实证明过于乐观？

　　孙涛:2015年，世界经济主要特点是经济和金融市场波动性继续存在甚至会增大。近年来IMF连续下调世界经济增速预期，既与各国结构性改革迟滞有关，也与IMF的偏乐观情结有关。包括IMF在内的许多机构和个人，经常把预期中的改革与调整放在预测框架内，而各国决策者的人性弱点——尽可能采取权宜之计而把棘手问题往后推——决定了累积的问题无法被解决，实际经济增长率便不断比预期要低。

　　《经济参考报》：与欧元区等经济体相比，美国从上轮金融和经济危机中走出阴影的速度更快，美国经济吸纳危机冲击的能力更强，原因何在？美国经济目前复苏有力，但能够与世界经济长期“脱钩”吗？

　　孙涛:美国经济吸纳危机能力强的原因有二：一是美国企业和居民基本没有刚性兑付——欠债就必须还钱，还不了就破产倒闭或出售各种资产来偿还。这个机制决定了美国的经济体系总能淘汰落后产能，能够让生产率高的企业和有竞争力的个人脱颖而出。二是美国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元储备地位、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强大的美联储。这些因素帮助美国在危机时刻能够出手使用大多数国家难以使用的政策（如量化宽松政策），规避大多数国家难以规避的风险（如资金外流风险）。

　　美国经济不会与世界经济长期“脱钩”，这是由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金融联系决定的。但是，目前的“脱钩”与2008年至2010年讨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与陷入危机的美国经济“脱钩”是不同的。目前美国经济的“脱钩”能力要强于几年前的发展中国家。

　　全球再宽松导致货币竞贬

　　《经济参考报》：今年全球多个重要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将把世界带往何方？在货币竞争性贬值风险抬升的背景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正常化步调是否会延缓？这股全球货币政策宽松大潮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紧缩趋势形成逆流，对中国经济增长、金融改革和金融安全又意味着什么？

　　孙涛:主要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以邻为壑的问题加剧。美联储的货币正常化主要取决于美联储对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判断，虽然美元升值对美国出口有负面影响，但美联储不会因为别国货币贬值而停止本国货币正常化的步伐。而且，在美欧日的政策分化中，美联储提高利率对全球资金流动的影响更大。因此，中国将面临资金外流、人民币贬值压力、国内流动性紧缩和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的风险。

　　《经济参考报》：全球经济在2015年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这些挑战能够用货币政策独力解决吗？如果不是，货币政策应该与其他政策有怎样的“合奏曲”？

　　孙涛:全球经济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依然是如何推动实质性结构改革，诸如人口结构、刚性兑付、劳动力市场弹性、过剩产能压缩等。这些挑战绝非货币政策这类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所能解决。

　　货币政策至多能在一段时间内创造一个稳定的改革环境。但如果改革在此窗口得不到实质推进，最终货币政策的边际效果会不断下降，最终迫使结构性改革在更为艰难的环境中推进，从而再次加大危机风险。

　　《经济参考报》：您对2015年中国经济的前景如何看待？主要风险点和应对之策又是什么？

　　孙涛:中国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来自于四个因素的叠加：房地产价格下跌、企业和融资平台偿债困难、地方政府卖地收入骤降和GDP增长率下降。这几个因素共振触发的系统性风险是对中国经济金融稳定最大的挑战。而可能促发这些风险形成共振的便是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中国面临着由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导致的全球流动性紧缩而形成的非线性风险。因此，避免和打破上述风险因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而形成共振与系统性风险，将是中国决策者面临的巨大考验。

　　人民币仍将承受贬值压力

　　《经济参考报》：近期人民币汇率对美元汇率承压下行，您对人民币汇率今年的走势如何判断？

　　孙涛: 导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的主要因素包括：

　　一是去年7月以来，美元不断走强，而盯住美元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幅度甚至达10%以上，日元、欧元和其他货币对美元的贬值客观造成人民币有效汇率上升，目前的人民币贬值是降低对其他货币大幅被动升值的正常反应，也有助于避免出口竞争力过度受损。

　　二是近来资本流出规模较大，外汇储备下降，客观上形成贬值压力。

　　三是从趋势看，日本和欧元区的量化宽松政策会继续推动日元和欧元对美元走贬，从而形成对人民币走贬的预期。人民币将会继续双向波动，并会加大波动区间。去年的人民币对其他货币被动升值、欧元区和日本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的欧元和日元贬值预期、国内经济下行和资本外流压力，客观上会给人民币带来一定贬值压力。

　　《经济参考报》：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推进，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这些IM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的国际化之路可以给中国提供什么经验？

　　孙涛: 人民币国际化有两个主要好处：一是中国可以获取铸币税，提升国际经济金融政策话语权和提高制定国际游戏规则的能力。二是规避现行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的风险，如美元泛滥（紧缩）导致的资本流动波动、汇率过度波动、被动积累或出售外汇储备、信贷伸缩及金融失衡和快速调整。

　　美元等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化道路说明，一国货币要成为储备货币，关键是该国能够承受由储备货币地位所衍生的最主要成本——资金大进大出所导致的经济金融失衡和危机。如果一国具备承担和控制危机的能力，则储备货币的道路和地位就坚实。而支撑抵御危机能力的两个主要因素便是庞大的金融市场、政策与市场主体的市场化程度。因此，在利率、汇率、国有企业、金融领域取得的市场化改革进展越扎实，人民币将来成为储备货币的可能性越大，抵御危机和消化危机的能力越强，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越长远持久。真正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政策是扎实扩展金融市场、增强政策与市场主体的市场化程度，切实培育资金大进大出时吸纳冲击和消化危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