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2月5日通过谴责决议，对极端组织杀害日本人质一事表示强烈谴责，称“极其卑劣”。实则，日本国民在海外遭到恐怖组织绑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同几十年前相比，日本政府应对人质危机的思路和方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977年9月28日，日本航空472号班机从印度孟买起飞后不久，被5名“赤军”恐怖组织成员劫持到孟加拉国达卡，机上旅客和机组人员均成为人质。劫机者要求日本政府交付600万美元的赎金并释放被监禁的恐怖分子。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宣布同意劫机者的要求，强调“人的生命大于地球”的原则，人质得以解救。日本政府的作为，确保了人质的生命安全，得到了国内外的肯定。

　　然而在2004年的伊拉克人质事件中，日本政府态度迥异于当年。2004年10月，一位名叫香田证生的日本青年在伊拉克被“统一圣战”组织绑架。该组织要求日本当局在48小时内把600人规模的自卫队伊拉克复兴支援群从萨玛沃撤离，但遭到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拒绝。之后，香田被该组织处死。

　　从汤川、后藤遇害事件来看，安倍政府的应对思路和十年前的小泉政府并无差别。安倍不但拒绝支付赎金，还承诺向与“伊斯兰国”开战的国家提供2亿美元援助。这种火上浇油的做法，无疑加速了事态的恶化，把人质推向了死亡。

　　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日本政府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从“人质安全第一”变成了“反恐第一”，主要原因有如下两方面：

　　国际方面，在反恐战争中坚持追随美国。“9·11”事件后，美国发起了以“消灭国际恐怖主义”为目标的全球性战争，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及其盟友的头号敌人。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日本对恐怖主义的态度也经过了从妥协到强硬的“分水岭”，紧随美国绝不低头的立场。2014年，美国拒绝了“伊斯兰国”的要求，3名美国人质相继遭到杀害。日本在人质危机中，如不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而是公开同“伊斯兰国”媾和，则是自乱阵脚，破坏了反恐同盟，只会使美国认为日本反恐立场不稳，对日产生不信任。最新消息透露，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将于12日至14日访问日本，届时也将与日本协商强化合作反恐。

　　本国方面，进一步突破“和平宪法”，发展海外军力。即使在“人质安全第一”时期，日本仍然没忘记借“恐”扩军。472号班机事件后，警察厅随即以“应对恐怖袭击事件”为由成立了特种部队。苏东剧变后，国际战略格局进入后冷战时代，日本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政策也出现动摇，防御性战略开始向进攻性战略转变，“海外参与型”成为自卫队建设目标。1992年，日本颁布《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向柬埔寨派出600名自卫队员，首次在世界军事舞台亮相。“9·11”事件后，日本迅速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武力攻击事态法》和《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在海外的军事行动不断升级。2009年，日本又开始在东非国家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和平宪法”完全挡不住日本政府出兵海外的野心，早已成了徒有虚名的“门神”。在这样的背景下，人质的生命安全不会使日本政府放弃“走出去”的如意算盘。

　　可以说，人质危机给日本今后加大发展海外军力打开了方便之门。历史上，日本就曾多次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挑起战事。从现状来看，“执行海外任务”已升格为自卫队的基本任务，未来自卫队海外活动的制约减少、权限增大，战略机动能力和远洋作战能力的建设与发展不断推进，是必然的趋势。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