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于上海外滩发生的踩踏事件，上海市黄浦区相关领导人被问责。事实上，问责制、引咎辞职制并不是西方舶来品，中国古时已经形成了比较周密的制度。古书中就不乏此种记载。例如所引《周礼·地官》认为，司徒之职在保息万民。《尚书·大传》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则责司徒。”从秦汉时期开始的御史监察、谏官言谏，到明清的都察院，都可以看出，问责制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制度文化，无论考核程序，还是考核内容，都已经相当周全、严密。

　　古代官员问责制

　　始于秦汉，健全于隋唐，明清高度完备

　　儒家最重要的两个代表——孔子与孟子——精心构建了为官的仁学体系和仁政机制。孔子认定，只有官员以德性和礼制施政，他才能赢得人们的尊敬，正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既构成了对官员进行问责的理论基础，又形成了对官员复出的哲学根基。

　　中国古代官吏的问责体制和机制成熟于唐代。明清前的问责机构主要由御史监察和谏官言谏两大部分组成，到明清时期，问责制达到了高度的完备。在机构设置上，清朝将六科给事中合并于都察院，负责对京城内外官员的监察，监察组织达到空前的完整。

　　唐代官吏监督制度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直属皇帝的、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御史台系统，这个系统对一切官僚进行全面监督；二是由尚书都省主持而同时受到中书、门下两省监督的官吏考核制度；三是由尚书左右丞及刑部尚书分管的勾检制，其中主要是经济专项监督制度，这也是遍及一切机构的监督系统，只有中书、门下两个人数极少的机要部门例外。三个方面的监督系统共同发挥作用。

　　中国古代对官员的问责是通过“考功”即官吏考核来完成的。考核的方法是：一切官吏由其上级将他一年中的能力、表现、功过整理出来，对该部门的全体官员通读一遍，听取意见，议其优劣，而后确定应该评的等级，评定以后，集中送交吏部。

　　吏部考核也不能一家独断，还有校考与监考。由于一切行政官僚均属尚书都省领导，考核如仅在尚书都省内部，难免于一家独断，所以再由地位上与尚书都省平列的门下省和中书省，各派主要官僚一人，分别监督朝官与外省官之考核。考核结论出来以后，需将结论材料送京。另外，当时还规定了凡是参与校考、监考的人，此后如果发现考核有误，均与负责考核的人，同其功过。

　　古代如何问责冤假错案

　　法官判罚不公，其罪过与犯人等同

　　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就开始防范审判不公和司法腐败。《尚书·周书·吕刑》规定：若法官在审判中有失检点，判罚不公，其罪过与犯人相同。为了防止官官相护，当时还出台了举报奖励制度：如果同事能主动检举揭发枉法官员，不仅可免予处分，还能顶替枉法官员的职位。

　　万一案子判错了，怎么办？中国古代在这方面有详细的规定，主要有同职公坐、援法断罪、违法宣判、出入人罪、淹禁不决5种情况，分别论罪。其中，最突出的是“同职公坐”责任，指的是所有参与具体办案的人员，在判决书上均要签字。如果将案件错判了，均负有连带责任；如果非工作失误，而是故意采用虚构事实的办法，将案子错判，即所谓“出入人罪”， 惩罚更重。

　　据《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春秋时期晋国的一位典狱长官名叫李离，一向秉公不阿，执法如山。有一次，他在审阅过去的案件时，发现一起错判死刑的冤案，感到惶愧不已，立刻脱下官袍绶印，让卫兵把自己捆绑起来，送到晋文公的大殿前，请求被判处死罪。

　　假如宋朝发生特大事故

　　负直接责任、领导责任、政治责任的官员全要被处分

　　在宋代，如果发生大的灾害，如火患、洪涝等，朝廷事后通常都要对政府的责任人进行处分。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的官员，比如因为渎职而引发火灾者；二是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行政长官；三是对事故负有政治责任的政府首脑。 从淳熙元年到十四年（1174年~1187年），衡州、泸州、严州与临安府，先后发生火灾，结果这几个地方的知府都在火灾之后自我检讨，引咎辞职。

　　宋皇祐元年（1049年），宰相陈执中请辞。原因是当时发生洪涝之患，“灾异数见”，陈执中身为宰相，却“无所建明，但延接卜相术士”。于是台谏官接连弹劾陈执中，最后陈执中被“罢为兵部尚书，出知陈州”。

　　有意思的是，在宋神宗时，韩琦任宰相，御史中丞王陶上疏弹劾韩琦专权跋扈。虽然宋神宗不相信王陶所言，但韩琦自己还是坚持辞去宰相之职。君主将“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宰相组织一个责任政府，负责治理国家。按照宋朝惯例，“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则宰相停止职务，等待裁决，或者引咎辞职。（据人民网、《南方周末》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