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2月3日电（记者韩淼 戴盈 席敏）马年岁末，发生了几件与中国三位商业大佬有关，却没引起外界过多关注的事情。

　　2014年11月21日，一群北京、深圳赶来的互联网专家一路颠簸到达贵州黎平县岩洞镇铜关村，已经是晚上8点，没有路灯，几十位侗族少女唱着大歌来迎接远客。

　　第二天一早，一架无人机呜呜升空，俯视着古寨，拍摄下腾讯第一个移动互联网乡村诞生的盛大仪式。三天前，这里刚架设了4Ｇ基站。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腾讯基金会）筑梦新乡村项目负责人陈圆圆登上一个高台对村民高喊：“就要给大家发智能手机啦。”

　　12月2日，与黎平同属于贵州黔东南州的丹寨县迎来了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这位中国富豪在人口37万的丹寨豪掷10亿元。万达承诺产业扶贫，5年人均收入翻番。一个企业同一个县政府签订“企业包县、整体脱贫”协议，这是第一次。

　　12月23日，第二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在浙江丽水召开。去年，淘宝村数量从20个激增到211个，进入几何式增长阶段。而在两个多月前，刚完成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高调宣布“千县万村”农村战略：未来3到5年内，投资百亿元，建立一个覆盖1000个县、10万个行政村的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体系。

　　腾讯、万达、阿里巴巴的密集行动或许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可预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次蔚为壮观的企业下乡浪潮正喷薄而起，乡村价值被重新挖掘。

　　10亿元的养猪、种茶计划

　　“万达扶贫了20年，我看也没有总结出什么经验。”商人王健林说话非常直接。在他看来，光给钱的扶贫难免蜻蜓点水，即使提高了人均收入，也很难做到普惠。

　　在丹寨的这场“试验”里，王健林希望至少在两方面有所收获，“一是搞产业扶贫，授人以渔；二是至少95％以上贫困户都能受益。”

　　当地原有的土猪养殖和茶叶种植进入了万达的视野，他们计划增建土猪养殖厂、配套屠宰厂、饲料厂以及硒锌茶叶加工厂。而万达本身商业网络足以提供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从猪栏、茶山到城市消费。

　　烧茶村64岁的村民黄锦和，见到王健林时很高兴，亲热地拉着这位董事长的手，虽然他并不知道这个人常出现在中国各种富豪榜的前列。

　　“我就是想再多喂点猪，要是挣得多点，就把儿子媳妇都叫回来养猪。”黄锦和的两个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广州打工，他与老伴在家带孙子，全家只有两亩地，他养的4头母猪，是补贴家用的主要经济来源。

　　巧合的是万达“承包”的丹寨不仅与腾讯定点黎平县同在黔东南，同时紧挨着腾讯另一个定点雷山。

　　陈圆圆说，当时选择这两个点，就考虑到它们有交通和物产的优势。例如黎平，起初就有机场，后来高铁、高速路使之更加便利。“说实话，我们不会选择最穷的、最难抵达的地方，因为那样反而没有推广的价值。我们现在想探讨的是，交通还算便利的乡村，如何不迅速地被城市化冲击，而是更自然地融合。”她说。

　　乡村里要有人

　　2009年，陈圆圆任职的腾讯基金会正式发起“筑梦新乡村”项目，计划用5年，在贵州黎平县、雷山县和云南迪庆州投入不少于5000万元。

　　但是，5年过去了，除了黎平外，其它两地在投入了几笔巨资翻修当地校舍之后，项目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陈圆圆说，磕磕绊绊做了这么多年，发现最重要的是“乡村里要有人”。

　　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这点。“我们这些70后80后都是在希望工程的光辉下长大，觉得这就是公益。”陈圆圆说，项目起初在黎平落地做的是给乡村教师提供在职培训，为孩子们建多媒体教室，做“梦想空间”。然而，由于无法有效管理，电脑教室险些成了“黑网吧”。

　　“后来才发现孩子们最需要的还是父母的陪伴。”陈圆圆说，“这些父母们出去打工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他们要有一条回来的路。”她认为，回不来是因为没机会。

　　乡村的机会从何而来？2012年，黎平铜关村的一场侗族歌会给了陈圆圆很大启发。侗族大歌闻名海外。为了这个歌会，铜关十里八乡许多在外务工的人都辞职回来参加。陈圆圆帮村民在网上做了众筹。活动很成功，甚至还赚到了钱。

　　然而，曲终人散。文化可以让村民们回家，但留人，最终还要靠经济。也是这个时候，陈圆圆了解到北欧生态博物馆模式，她觉得修建一个侗族大歌生态博物馆或许可以让铜关文化资源“变现”。

　　2014年，腾讯捐资1500万元兴建的19幢仿侗寨式建筑最终错落屹立在田坝上。陈圆圆说，博物馆三分之二的区域免费开放，相当于社区文化中心，此外还兼具酒店功能。腾讯选送了4个年轻村民到深圳、四川学习酒店管理知识。

　　修博物馆期间，一个小伙子开了村里唯一的饭馆，客户只有腾讯的驻村工作人员。由于被大家吐槽手艺太差，他后来专门到外地拜师学厨艺。“他觉得学好了回来，会有生意的。”陈圆圆说，这不像互联网产品，立马见效，“需要一个过程。”

　　？“爆发”的淘宝村

　　2009年，当腾讯开始“筑梦新乡村”时，第一批淘宝村也悄然诞生。江苏唯宁东风村、河北清河东高庄……这些可能会载入阿里巴巴史册的村庄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年末，阿里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给出了淘宝村的标准：经营场所在农村，以行政村为单元，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到千万元以上，本村活跃网店数量达100家以上，或活跃网店数达当地家庭户数10％以上。

　　和腾讯、万达的“精挑细选”不同，这些自己生长出来的淘宝村目前主要集中经济发达的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山东等沿海地区，一些经过都市历练的返乡青年成为了主角。

　　在山东博兴湾头村，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大字标语“在外东奔西跑，不如在家淘宝”。去年，这个普通的山东村庄已经有700余家淘宝商户。

　　29岁的安宝康是这里最早开设草柳编专营淘宝店的人之一。现在，他一年能卖出300多万元的产品，而就在几年前，毕业于湖北工业大学艺术设计专业的他在一家城里的企业领着一个月2500的微薄薪水。

　　由于收入与心理预期差距太大，安宝康开始自己注册淘宝网店，尝试着将家乡有着悠久历史的草柳编织品卖出去。从最初一天一单生意都没有，到聘请12名工人赶工产品，成为了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在县城里买了大房子。

　　2014年是淘宝村爆发式增长的一年，数量翻了十倍，中西部的河南、湖北、四川也首次出现了淘宝村的身影。

　　如果淘宝村在诞生初期更多是出于自发，眼下政府与阿里巴巴的相互推动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凸显出来。12月30日，马云率领阿里巴巴与吉林省政府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其中包括推进农村电子商务的内容。

　　事实上，京东、苏宁等电商也在密集布局农村市场，把农村电商的触角伸了出去。

　　与电商的乐观相比，王健林扶贫显得比较谨慎。在丹寨，王健林希望找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企业扶贫模式，但他也强调：“成不成功，两三年后再看吧。”

　　而在陈圆圆的构想里，未来的移动互联网村，不仅每村有个微信公号，告别发通知用喇叭或贴告示的时代，甚至还可以做交易；腾讯正在构建一个互联网村生态系统，把想参与改造乡村的人都融进来。

　　“大家都希望乡村好。在这种阶段，肯定是尝试的人越多越好，应该把能想到的都去试一试。”陈圆圆说。（实习生孙云帆参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