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原创，99人抄袭”只为抄成“大号”挣钞票？

　　1月25日下午，网络女性情感专栏作者杨冰阳为自己万余字的文章敲下了句号，每日坚持不懈地构思、创作、排版、修改，为的是46万忠实粉丝的信任”。文章发布的同时，超过8个抄袭号同时运作起来，复制、删改、粘贴好不热闹。

　　“微信公众平台至少有8个冒充我的同名同头像账号。”杨冰阳说，从两年前开始，一个叫“感情”的微信公号，几乎每天都原封不动地抄袭她的文章，不仅删掉作者姓名，还将每篇文中原作者自称的“娃娃姐”等称呼，一处不落地改为自己的名称“莉莉姐”。

　　“我才写到435期，但抄我的人把内容拆分成500多期，一眼看上去，很多人还以为我是盗版的呢。”也许，互联网时代的读者不禁要问：有必要那么在乎版权吗？“原创得不到保护，可怜的创造力正在不断被削弱，每天朋友圈里转的原创优质内容的比例正在快速减少。”王晓磊说，快速抄袭的大号正在凭借庞大的信息量挤压着原创号的生存空间。

　　就在读者一厢情愿地想着“好文章不问出处”，选择性忽略抄袭问题的同时，一大批靠抄袭起家的微信“大号”早已把读者们每一次的阅读、点赞都变成了可观的收入。

　　来自多家公关公司的报价单显示，在粉丝数上万的公众号中发布一篇软文的价格，从百元到5万元不等，而文章末尾的小广告，也是很多“大号”的收入来源之一。

　　原创者面对“李鬼”只能一声叹息“被抄袭也只能跟微信上的大号较真，小号还巴不得你曝光它，增加知名度呢。”野马财经联盟”的发起人李晓晔说出了原创者维权的现状。

　　为什么如此“胆大妄为”？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日常使用中，76.4的用户会使用朋友圈来查看朋友动态或进行分享，每天朋友圈内仅分享链接内容的次数已经超过30亿次。

　　与网民对公众号内容的巨大需求不匹配的，是原创优质内容的缺乏。而读者对优质内容的“渴求”，和对出处的“不以为然”，某种程度上纵容了抄袭行为的蔓延。

　　几乎每个被抄袭的原创者都曾举报过有过。寄希望于微信平台能够删除抄袭者，是他们起初共同的做法。但举证难、处理慢、删除少、惩罚轻，这“四座大山”慢慢让举报者认清了现实。再加上高昂的协调和申诉成本，投诉维权变成一件性价比很低的事情。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姚克枫说：“现有的法律程序对维权方来说并不有利，程序要求举证方需要在第一时间将全部侵权证据到公证处实时公证，否则一旦抄袭方删除证据，即使你有截图等证据也难以起诉。”一个媒体原创公号的负责人晒出了“公证经”：当发现有另一家媒体原封不动地抄袭了自己独家所发的评论、图片、图表甚至视频等内容后，就派出一位熟悉流程的得力编辑前往公证处。从卸载APP，重新下载安装，打开页面，演示双方的内容，到证明自己是首发，对方是抄袭，再到填写各种表格，打印相关材料。且不说公证费不菲，单是这些顺利按程序公正，就耗费了3个多小时。

　　连机构都感叹维权难，原创者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抄袭者们享受着一块法外之地。

　　“最关键的还要看微信平台是否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说。

　　微信，你真的拿“抄袭”没办法？

　　一个因为知识免费分享而兴盛的平台，却因为“好文章不问出处”的潜规则让无数原创者寒心，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与义务的信息平台，应当如何对待知识产权？“法律对微信的责任和义务有明确的规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援引侵权责任法第36条“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来说明，微信平台在明知和应知的情况下，如及时撤销存在侵权的内容则没有责任；若接到举报依然不及时撤销，则会附有连带责任。

　　“法律意义上的‘及时’一般被认定为48小时，而一旦举报的内容紧急则应将‘及时’限定在24小时以内。”杨立新说。

　　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运营平台之一，微信面对海量信息和举报，认定侵权和处理举报的确存在困难，但这不是推卸责任的借口。微信收获了足够的用户量和知名度，那么在海量信息到达的同时，配套的法律责任也应相应跟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说。

　　2015年1月底，微信朋友圈广告高调登场。据媒体报道，2014年三季度腾讯对朋友圈广告收入的评估结果是，年收100亿元左右，微信一跃成为优质内容低成本广泛流传的最大赢家。

　　根据“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微信应该有所作为。中国企业家》杂志执行主编何伊凡认为：如果难以通过道德和法律方式解决，完全可以让平台用技术手段来解决，比如发动群众。”这里所说的发动群众，曾在互联网的另一领域大显神通—— —电商。

　　“因此，掌握了众多渠道的腾讯、阿里、百度，应负起管理渠道的职责，建立良好的规则体系。”何伊凡认为，淘宝通过用户评价的方式，解决了买卖双方之间的信誉问题，微信版权问题可以参照这一思路找到解决办法。

　　“方法不是没有，那么微信是不能呢，还是不为呢？”一位原创者在微信群提问。

　　（据新华社）维权难 新华社发朱慧卿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