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委员会总部大楼外悬挂着“进一步加强欧洲经济治理”的条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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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地产泡沫破裂，维拉肯纳斯小镇一片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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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去年4月10日发售5年期公债，为该国4年来首次重返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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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陶宛今年1月1日加入欧元区，维尔纽斯民众开始使用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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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宣布援助受俄进口禁令影响的欧洲果农。德国林道市迎来苹果收获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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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特拉姆·沃尔夫 （比利时智库布吕格尔经济研究所所长）

　　刘明礼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

　　丁纯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

　　费迪南德·菲希特纳 （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部主任）

　　吉尼斯·伊曼诺里蒂斯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

　　量宽成刺激增长最后一张牌，生效离不开配套措施

　　贡特拉姆·沃尔夫：现在看来，欧洲央行去年6月以来采取的一系列刺激政策都收效甚微。当利率降至负数时，要想增加货币供应量，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购买债券。欧洲央行希望通过大规模购买主权债券增加流动性，推高居民消费价格，从而扭转去年12月创下的5年来新低的通货膨胀率。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化宽松将有助于促进欧元区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刘明礼：欧洲央行继承了德国央行的衣钵，首要政策目标是物价稳定，而不是刺激经济。因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一直比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保守。在这些国家纷纷降息乃至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时，欧洲央行2011年甚至两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从1%提高到1.5%，以抑制通货膨胀。面对欧元区目前的通缩压力以及过于严峻的经济形势，欧洲央行的其他货币政策都已用尽，利率基本处于零水平，陷入“流动性陷阱”，眼下只有购买主权债这最后一张牌了。

　　量宽的作用其实已有所体现。此前形成的量宽预期已压低了债务国（除希腊外）的国债收益率，融资难度大为降低。问题是，量宽政策实施后，能否实现缓解通缩压力的目标，目前看难度非常大。欧元区通缩的原因并非流动性短缺，而是需求不足。总体看，欧洲银行业并不存在流动性短缺，而是企业对经济前景不看好，投资和贷款需求不足，银行有钱贷不出去。欧洲央行即便向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也很难流向实体经济，难以实现“乘数效应”，因而可能对缓解通缩压力作用有限。对比看，美国在实行多轮量宽政策后实现强劲复苏，同时还有“再工业化”“出口倍增计划”“能源革命”等重大举措，而欧洲国家在经济结构方面没有大的调整，想单靠量宽来摆脱经济困境，可以说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丁纯：欧洲央行之所以现在同意开闸放水，大规模购买国债，是因为内外形势相对黯淡：经济停滞，失业高企，油价暴跌，欧元区已陷入通缩泥沼。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希腊政局动荡，美国退出量宽，新兴经济体增速下调累及进口等，都令欧洲经济不容乐观。在消费和投资需求普遍不强的情形下，定向的长期再融资举措规模有限，收效甚微。欧洲现在推出量宽，实属在多种负面情形堆叠下不得已之举。逾万亿欧元的直接购债计划堪称“重武器”，旨在拉低借债成本，鼓励家庭和企业的消费与投资。对希腊等外围国家来讲，量宽政策系其期盼的刺激政策之一；而对德国等核心国家来说，这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有鼓励“吃大户”之嫌。对于整个欧元区来说，量宽政策的推出无疑会增强区内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造成机制性问题。单靠量宽的货币政策，没有各国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来拉动个人消费和投资，恐怕难以指望药到病除。欧洲要恢复经济增长，还需假以时日并依仗其他政策，尤其是结构调整的配套实施。

　　费迪南德·菲希特纳：目前欧洲央行可以采取的其他政策，特别是利率政策，已没有更多操作空间。执行量化宽松政策当然有风险，特别是在财政政策方面。欧洲央行购买了成员国的国债，如果这些国家破产的话，欧洲央行也要承受损失，这些损失最终要由出资的成员国承担，因此欧洲央行的政策也与成员国的财政政策相关。我们在很多成员国看到，人们缺少消费意愿，企业无法售出商品，不得不降价。低油价引起的通胀率低本身不是问题，但由于经济疲软而造成的通胀率低、需求低就是很大问题。这很快会形成连锁反应，商品如果降价，企业就会降低员工工资，工资减少必将造成需求更加萎缩，这样的恶性循环非常危险。

　　经济治理效率导致预期暗淡，投资和消费欲望降低

　　刘明礼：投资者从欧元区撤资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企业对欧元区投资前景不看好，投资意愿降低，将资金转移到其他地区。二是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欧元贬值预期，资金为求保值出现外流。从第一种情况看，由于欧元区经济短期内很难有明显改善，企业投资很难有明显的回流趋势；对于第二种情况，资金未来流向取决于量宽的实际内容以及导致何种预期，如果量宽力度大于此前的预期，资金可能进一步外流，如果力度小于此前预期，则可能回流。总的来看，量宽的出台将冲击市场稳定，股市、汇市都可能出现较大波动。近日瑞士法郎对欧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就是一个体现。

　　丁纯：经历5年多的欧债危机后，欧洲经济复苏势头依然十分脆弱。相对于欧元区今年预期1.2%的疲软复苏，美国3.6%的增长堪称强劲，形成鲜明对照，导致了资金的外流。其次，对欧洲经济治理效率的失望导致了预期暗淡。在经济治理上，欧洲结构改革推进缓慢，核心和外围国家间有关“刺激”和“紧缩”之争不仅拖延了问题的应对和解决，也使得消费者和投资者对欧洲经济治理的效率和信心大打折扣，投资和消费欲望很低。此外，为了抵御通缩、刺激经济和增强出口，欧洲央行近来一直奉行弱势欧元政策，降息和欧元贬值无疑是逐利资金大量减持和外逃的又一推手。而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令美元走强，使大量欧洲资金流向美国和新兴经济体。

　　费迪南德·菲希特纳：资金撤离与欧洲央行的政策有关，欧元区的利息低，将钱投资在欧元区不具吸引力。许多人因此在美国、中国等国家和地区投资，这些地方可以让他们获利更多。当然，资金从欧元区的撤离也有一定地区性，主要是重债国得到的投资比较少，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只有这些欧元区国家进一步进行结构改革，比如增强在就业市场方面的吸引力，才会吸引投资者的目光。

　　通过支持结构改革，创造新的“双赢” 局面

　　刘明礼：爱尔兰等国财政赤字明显降低，国债收益率处于低水平，经济展现恢复势头。在德国看来，这些国家形势的好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紧缩政策，而发生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财政纪律没能得到成员国有效遵守。对于可能“赖账”的希腊，德国的态度很明确，也很严厉，表示已经为希腊离开欧元区“做好准备”。在希腊1月25日举行的大选中，左翼激进联盟赢得胜利，倘若希腊想留在欧元区内，其在紧缩政策上回旋的余地很小。

　　丁纯：一般认为，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三国只是在金融层面上暂时摆脱了危机，实体经济的完全复苏还远未达到。这三个国家情况各异：爱尔兰作为偶尔“失足”的欧盟优等生，经过银行重组，大力紧缩财政和深化经济结构改革，并通过较低的公司税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同时扩大出口，经济复苏应可持续；而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接受救助的同时，执行了严格的财政紧缩和结构改革政策，大量削减了民众工资福利，在缓解了债务违约风险的同时，也导致通缩越发严重，失业高企，如果结构改革不能深入则经济难以完全走出泥潭。在希腊，财政紧缩、裁撤公务员等尽管降低了财政赤字增速，避免了全面违约，但也导致内需缺乏、失业高企，债务负担沉重，民怨沸腾，政局不稳。主张废除紧缩政策的左翼政党获得广泛民意支持并赢得大选，难免就紧缩和救助再与欧盟讨价还价，增加了动荡变数。囿于产业结构单一等弱点，经济复苏仍难有定日。

　　费迪南德·菲希特纳：葡萄牙等国家进行的结构性改革是长期改善经济状况的方法。造成这些国家危机的原因是缺少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无法出售产品。结构性改革是唯一可能重塑竞争力的正确做法。执行紧缩政策、减少负债也是长期维持稳定所必需的。希腊的情况有些不同，其经济困难一直巨大，从低谷走出来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对希腊减免债务可以是一个短期的解决办法，但会再次给金融市场带来震荡。如果希腊无法偿还债务，可以考虑延长还债期限，给其更多时间。进一步给希腊施压恐怕没有太多可行性，应该采取组合办法，减轻希腊的压力，比如在欧盟层面建立一个投资基金，增加在重债国的投资，让这些国家的经济重新运转起来。

　　吉尼斯·伊曼诺里蒂斯：无论是在欧盟还是成员国层面，目前经济、财政、社会的脆弱性仍在持续，增长仍然遥遥无期，经济复苏缓慢而不均衡。欧盟领导人必须致力创造一个新的“双赢”局面，通过支持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帮助那些落后的国家确保财政稳定，从而增强欧盟整体竞争力，刺激公共和私人投资，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

　　经济停滞和政治异 动互为因果，一体化遭 遇挑战

　　刘明礼：欧洲一体化在政治上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二战后，欧洲的政治精英达成了联手推进一体化的共识，给欧洲带来了和平与繁荣。但现在的政治气氛明显不同，欧洲的认同与团结已大为褪色，当前的政治领导人多数没有“二战记忆”，一些政治力量还把反一体化进程当作吸引选票和与其他国家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未来，在经济形势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一些国家疑欧甚至反欧的政治力量可能继续得势，推进一体化将更为艰难。另一方面，欧洲的人口结构正在变化，外来人口越来越多，本地人所占比例不断缩小，族群之间在文化上、宗教上的冲突不断增多，这些问题即便经济形势好也难以解决，经济不好更会恶化。欧洲过去引以为荣的包容、多元，面临着新形势的严峻挑战。

　　丁纯：经济停滞和政治异动的严峻局面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一定程度来说互为因果。尽管欧债危机得到缓解，但欧洲复苏遥遥无期，苦无应对良策，经济呈现出长期停滞的倾向。广大中产阶级深受冲击，生活水准下降，在抱怨成员国政府和执政党应对不力的同时，容易受到排外思潮和极端政党的蛊惑，将其归因于欧洲一体化、外来移民和劳工。这种现象衍生的政治后果是，危机期间欧洲各国执政党和领导人频繁更换，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影响应对效率和经济复苏。同时，经济恶化也使位于社会底层的外来移民族群更难融入主流社会，不少年轻一代出现挫败感和焦虑迷茫，个别人出现暴力排外倾向，甚至投身恐怖活动，给社会制造极大的不安。这种经济停滞、政治动荡现象可能在不短的时期内持续，堪称“新常态”。欧盟经济不振，外围和核心国家差距扩大，前者指责后者为富不仁、不愿救助，后者揶揄前者懒散不为、徒为负担。其结果，无疑会分散欧盟各国民众的“欧洲认同感”，造成离心离德、兄弟阋墙。欧洲一体化本身是个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进程，是各成员国在民众深化欧洲认同的共识下，不断让渡主权给欧盟的过程。一体化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费迪南德·菲希特纳：“疑欧”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人们没有真正意识到欧盟给成员国带来哪些巨大的优势。这不仅是共同的货币，还有自由贸易，人们可以在不同国家间自由行动、工作。欧盟一体化过程是一个政治手段，目的是让欧洲国家进一步共同发展，改善国家间的交流，防止对所有人都不利的战争再次爆发。然而，欧盟各个成员国的发展情况不同，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说不出共同货币给德国每年带来多少具体收益，而欧元所带来的消耗，比如在救助基金中德国的投入却是有具体数字的。人们担心一体化给本国带来损失，因而倾向于对欧洲一体化进行批评。

　　吉尼斯·伊曼诺里蒂斯：欧盟及其成员国面临着许多内部和外部挑战，不过有一个战略挑战是最为严峻的，因为它破坏了欧盟提供足够的政策应对措施的能力——即在几个层面的分裂和分化：首先是欧盟与欧洲民众之间的分裂，有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正转向欧盟所代表立场的对面。其次，欧洲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差距继续拉大导致的分裂。随后出现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不信任，甚至是历史怨恨的死灰复燃。最后是各成员国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分裂，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人们对社会不公的广泛认同以及失去对政治精英的信任。

　　欧盟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与成员国首脑共同确认和实施有效应对经济、社会和政治分裂问题的措施。鉴于目前局势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显然不会有一蹴而就的方法。经济停滞和政治动荡可能是欧洲在一定时间里面临的最大挑战，这必然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尽管1月初，立陶宛加入了欧元区，将成员国数字增加到19，但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欧盟一体化的质量并没有多大提升，没有为多数欧盟公民带来实质性利益。欧盟的前进，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各成员国对改革的态度以及执行拖延已久的改革措施的决心。

　　（本报记者郑红、吴刚、刘栋、李琰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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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日报 》（ 2015年01月29日2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