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云

　　到“生活更美好”的城里去生活曾是很多农村人的真实想法。然而浙江安吉的一个村庄，老百姓们投资建了水库，种了树，养了鱼，修成了特色民居，良好的空气与环境，吸引了不少游人。村民收入提高不说，还颇赚了城里人羡慕的目光。

　　环境变了，时代变了，农村资源的价值更有吸引力了。这些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各种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不断向农村延伸，很自然地，农村与城市的距离拉近了一些。清新的空气，自然的流水，高山茂林，清心静气……不都是久居城市的人们所向往的么？而这也是商机所在。

　　有商机就会有资本的追逐，于是乎越来越多的城市工商资本下乡了，或者想着下乡了。

　　多少年无人问津的穷山沟突然赢得外来资本的青睐，却也隐隐生出一种“狼来了”的恐惧。

　　农民在资本和市场面前是弱势的，信息不畅、对市场的价格不敏感、处于谈判的弱势地位，桩桩件件，都让人担心农民的这点儿东西（尤其是土地）会变成“别人”的或者少数人的了，以后的资源价值变化也与农民无关了。

　　在现实层面，有老板流转了农民的土地，没有付完钱就跑路的；也同样会遇到农民不守信用要求老板提高土地价格的。在这场资本和土地的盛宴中，有待提高的，除了契约意识，还有规范的操作和长远的利益分配设计。

　　《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

　　“产权改革的第一步应该是把产权交给最应该得到它的人，而不是最会利用它的人。”国企改革过程中的这种观点，拿到今天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也并不过时。

　　当前农村，确权无疑是第一要素。只是这个权怎么确，确的是哪些范围的权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尤其是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甚至千变万化，怎么保证农村的这点资源交给最应该得到它的人才是最核心的。

　　农民有农民的办法。在土地确权颁证的过程中，江西一些村庄，就自发成立了理事会和监事会，来具体负责农户间的沟通并代表他们的意愿。这种理事会更多的是对农民的利益负责，而不是对政府或者开发商负责。农民需要对他们利益负责的人，也需要能把农村资源盘大做活的人。

　　当工商资本碰上农村资源，准确评估农村资源的价值是妥善处理工商资本下乡的第一步，但是如若农民的知情权和谈判权不能得到保障，那么农民利益保护恐怕就难了。

　　需要在程序上予以周全考虑。比如使村民的知情权、监督权、谈判权更具可操作性，如此才能保证村民在关系自家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不至沦为“沉默的大多数”。再比如说，交易环节的设置，合同的制定，村民与资本之间的分配比例和方式；还有交易平台的建设和完善，尤其在信息化日渐发达的今天，这一点的重要性不能低估。

　　在农村资源价值再认识的过程中，在体制、机制、规则上设计公平，把程序做好，环节做好，剩下的就是市场和法律的事情了。

　　当然，在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中，有可能一些地区的农村资源的价值评估会存在不同意见，在程序公正的基础上农民也可能作出“吃亏”的决定，工商资本下乡也可能因为贪图冒进而承受更大的风险，但是，理性成熟的市场主体要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创造一个农村资源、农民利益与工商资本协同发展的交流平台和过程，这需要更多的人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