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可人

　　浙江全面进入改革发展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内发展环境呈现以“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加快”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压力进一步加大；与此同时，随着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召开，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的倒逼机制及改革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

　　作为经济先发地区，浙江进入新常态亦是“先人一步”。浙江GDP在2009年结束连续19年的两位数增长后， 增速一直低于10%，已完成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换挡。但速度的换挡并不必然带来质量的提升，浙江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素质性矛盾将在这段时期集中凸显，站在新历史阶段的浙江或面临三大风险：一是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经济牵引力弱化。在高速增长时期“一俊遮百丑”的粗放低效发展问题，随着经济增速回落正在加速显现。浙江经济迫切需要加快转型升级。二是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社会支撑力不足。浙江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以投资而非消费拉动为主，以要素推动而非创新驱动为主。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滞后，影响浙江创新能力提升。浙江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居全国第16位，人才资源储备与整体经济实力不相称。三是政府越位、缺位、错位问题仍一定程度存在，影响了市场活力的充分发挥。

　　新常态下，浙江经济要实现“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必须找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攻坚克难，锐意改革，再创浙江体制机制新优势。积极应对“三力”弱化风险，着力经济社会政府联动改革，努力形成三力并举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

　　增强经济牵引力，改革导向从促进经济增长为主向注重结构调整转变。围绕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要求，重点处理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抓住四大国家战略实施和浙商回归机遇，加快建立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积极推进有利于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体制改革，不断创新有利于创新驱动的体制改革，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奠定良好基础。

　　增强社会支撑力，改革目标从维护社会稳定向公平正义普惠均衡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转变。围绕提升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治理和社会结构，加快推进社会领域相关改革。抓住户籍制度改革契机，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探索面向全体常住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创新新型城市化建设机制，加快推进有利于人才流动的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人的城市化。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开启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形成社会发展重于经济增长的格局。

　　增强政府服务力，改革切入点从过去各领域单兵突进、局部构建为主，向发挥简政放权“先手棋”作用，纵向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横向撬动经济社会各领域改革的全局推进转变。围绕简政放权全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抓住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契机，以建立“四张清单一张网”为突破口，明晰政府权力边界，公平市场准入，透明财政预算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切实转变政府治理方式，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进一步解放和激发社会活力。

　　浙江以改革起家，浙江发展也必须以改革为动力。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高举改革大旗，加快体制机制建设，扩大优势，克服劣势，推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在新常态中更上层楼。

　　（作者单位：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