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末年，江苏出了两位知名巨商，一位是南通张謇，另一位则是常州盛宣怀。在当年，无论是做官还是经商，盛宣怀都远比张謇出色，但是就现在的知名度而言，盛宣怀不如张謇远矣。其中的缘由，值得当今的民营企业家们深思。

　　十多年前热播的历史剧《走向共和》，较为全面地向观众展示了盛宣怀的形象——他以李鸿章幕僚的身份出场，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与剧中张謇的书生意气的形象相比，盛宣怀显得更为圆滑、世故。事实上，历史中的盛宣怀也确为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他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

　　盛宣怀在历史上的定位是官商，是清末“亦官亦商”的代表人物。他没有科举出身，不像张謇那样拥有状元的头衔，但无论为官还是为商，盛宣怀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走向共和》中，盛宣怀出场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接手汉阳铁厂，将其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这件事，是盛宣怀官商身份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官商理念的一个缩影。

　　汉阳铁厂由清末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铁厂创办之前，张之洞特意与时任中国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督办的盛宣怀见了一面，向后者请教办矿经验。其时盛宣怀已有五年办矿经验，面对张之洞来访，盛宣怀谈了几条经验，其中一条便是铁厂须“官督商办”。奈何清流出身的张之洞以“商人办厂皆为自己谋私利”为由，对盛的建议置之不理。

　　归鄂之后，张之洞采取“办衙门的方式”办起了汉阳铁厂，各层管理人员依照候补官员的级别任命。在当时的体制下，如此办厂的结局可想而知——1896年，盛宣怀从张之洞手中接过汉阳铁厂时，该厂负债已经高达500万两白银。官办工厂人员不懂洋务，行政效率低下，厂中裙带之风严重，即便张之洞本人，在当初购买英国高炉时，不顾英国人“必须将铁矿、焦煤进行化验，并须将矿量、地点及距离详细说明，方可计划”的提醒，随意购买不合适的高炉，并在煤炭产地未定时就上马建厂，导致炼出的产品不合格，且因为运输成本高而亏蚀甚多。

　　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后，招募商股，进行改制，将汉阳铁厂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并改汉阳铁厂为总厂，委任轮船招商局会办郑观应为总办，着手改造、扩充汉阳铁厂。针对汉阳铁厂缺乏燃料、产品质量低劣等问题，首先派委员协同外国矿师沿长江上下搜求钻试，寻觅佳煤，结果觅得萍乡煤矿，遂向德国洋行借400万马克作为资本，开办萍乡煤矿，解决燃料问题。同时，奏派郎中李维格出国考察钢铁，求取炼钢新法，以提高产品质量。李在考察欧美钢铁工业的同时，找到了铁厂产品质量低劣的原因。盛宣怀于是购置新机炉，全面改造铁厂。经过改造、扩充的汉阳铁厂，成为东亚“第一雄厂”。更为关键的是，在盛宣怀的努力下，清廷成立了铁路总公司，并令全国所需钢铁须向汉阳铁厂购买，且批准减免厘税5年，解决了铁厂的产品销路问题。

　　从改造汉阳铁厂一事可以看出，盛宣怀不仅借助了资本优势，同时也借助了他的官场资源。与张謇办大生纱厂的千难万难相比，盛宣怀在官商两界可谓长袖善舞。

　　与盛宣怀同时代的胡雪岩，虽然是盛宣怀的死敌，但两者其实都是“红顶商人”的代表。在经营实业的道路上，张謇无意于官场，而胡、盛则选择依附于官场。虽然盛宣怀的历史功绩不能抹杀，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在胡雪岩与盛宣怀的身上，商人的独立性很难寻觅——胡雪岩依附于左宗棠，盛宣怀则依附于李鸿章，每创办一个洋务企业，盛氏“皆有虚股若干以馈鸿章，故鸿章倚之若左右手”。商人将自己的命运跟官场权力紧紧捆绑在一起时，固然可以收割超级红利，但一旦官场重新洗牌，他们的路也就到头了——李鸿章斗倒了左宗棠，便授意盛宣怀整垮了胡雪岩；而盛宣怀后期也因为在“铁路收归国有”事件中中饱私囊，引发四川保路运动，遭清廷革职。

　　站在晚清这个“历史的拐弯处”，胡雪岩与盛宣怀只是随波逐流者，张謇跟他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具有胡、盛并不具备的社会情怀与政治自觉。在清末新政中，张謇实实在在经营家乡南通的自治，“对于政府官厅无一金之求助”；在立宪运动中，张謇也是一名积极的推动者与参与者。今人对张謇的追思远胜于盛宣怀，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