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管理改革:让制度得到更好执行

　　“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成为财税体制改革的三大任务。2014年，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率先铺开。从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预算法，到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预算管理制度进行了突破性的变革，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构建起来。

　　新预算法对预算公开进行了规范化、制度化，增加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外，经本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预算、预算调整、决算、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报表，应当在批准后20日内由政府财政部门向社会公开。国务院进一步要求，细化政府预决算公开内容，除涉密信息外，政府预决算支出全部细化公开到功能分类的项级科目，专项转移支付预决算按项目按地区公开。预算公开透明的要求，使政府再也不能“任性”花钱。

　　2014年，现代预算制度构建了起来，2015年的工作重点则是如何贯彻执行好。比如，各地各部门应该按照新预算法和国务院要求的时间、内容，公开预算，对预决算公开过程中社会关切的问题，规范整改、完善制度。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也是2015年的攻坚任务之一，尤其是妥善处理存量债务，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将是对地方政府的重大考验。（经济日报记者 曾金华）

　　货币政策走向:松紧适度适应“新常态”

　　两度实施定向降准、创新多种流动性调节工具、不对称降息……2014年货币政策最大的亮点是求变。

　　2014年，货币政策精准发力，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上下了一番功夫，两次定向降准惠及的大多是与小微企业和“三农”对口的中小银行。

　　各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陆续登场。PSL(抵押补充贷款)、SLF(常设借贷便利)、MLF(中期借贷便利)、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等在调节市场流动性的同时，起到了引导市场资金利率的作用。

　　2014年11月，央行通过与利率市场化改革相结合的不对称降息措施，既改善了市场预期，也传递了坚定改革的信号。

　　2015年，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更为乐观。在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看来，中国未来的货币政策需要与“新常态”相适应，为“新常态”的平稳运行创造良好的货币环境，稳健、灵活和变革仍将是关键词。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5年货币政策的定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工具创新未完待续，货币政策运行环境的调整乃至传导机制的变革将在2015年继续深化。（经济日报记者 陈果静）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中挖掘新机遇

　　2014年，化解产能过剩，增加小微企业、“三农”等薄弱环节投入、缩短融资链条……多项举措激发金融活水潺潺润泽实体经济之树。

　　2015年，这股活水将更多流向国民经济转型升级中萌发出的“新枝叶”。

　　新的一年，你的日常消费将与金融服务绑得更牢。除了房子、车子等“大件”，旅游、婚庆、家居装修也可以更方便地贷款，贷款途径除了商业银行信用卡分期，还将涌现更多的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

　　新的一年，产业和金融将结合得更加紧密。国家重点战略、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工程和节能环保产业都将获得银行更多青睐。

　　新的一年，你的家乡小镇也将与普惠金融贴得更近，村镇银行将不再是陌生事物，网点也将奔向更多空白区。2015年，监管层明确允许评级良好、管控能力强的城商行和农商行到西部地区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同时，作为金融服务的第一窗口，商业银行机构网点会继续下沉，一些类网点的金融服务机具也将“翻山越岭”深入村落。（经济日报记者 郭子源）

　　IPO注册制改革:有破有立 补齐短板

　　自2014年年初IPO重新开闸以来，已有逾百家企业成功上市，但目前仍有600多家企业在苦苦排队。为此，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抓紧出台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方案，取消股票发行的持续盈利条件，降低小微和创新型企业上市门槛。可以预见，2015年，股票发行注册制将离我们越来越近。

　　作为成熟资本市场的发行上市制度之一，注册制的本质是市场化。通过市场参与主体的自我经济约束，有利于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功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但值得注意的是，注册制并不代表企业想上市就能上市。IPO注册制需要建立在诚信和责任约束机制之上。近年来，不少公司通过财务造假等欺骗手段获取A股上市资格，而目前国内在投资者保护赔偿机制、司法追溯、强制退市和诚信建设等方面的缺失仍较为明显。因此，我国注册制改革推进还需与投资者保护、虚假披露与欺诈发行赔偿，以及欺诈发行后的股票回购退市等方面配套制度的完善同步进行。（经济日报记者 何 川）

　　“营改增”全覆盖:改革要啃“硬骨头”

　　进入2015年，“营改增”试点将逐步扩大至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基本实现全覆盖。改革前景令人期待的同时，也意味着，“营改增”的2015年注定是重重困难与“犀利”的改革措施相伴。

　　拿税率来说，行业的复杂性决定了税率设置的难度。比如，以银行、保险、证券三大板块为主体的金融业实行“营改增”的难点，在于它的业务构成过于复杂。如果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适用不同的增值税税率，如何准确核算各项收入金额，以及准确划分各项收入对应的进项税额，都将面临很大挑战。

　　税率高低变化仅仅是“营改增”中企业关注的问题之一，更多问题在于“营改增”后诸多细节操作问题。比如，可抵扣进项的认定存在难题，同时企业也将面临账务处理难度的增加。增值税采用抵扣的核算模式，其应纳税额等于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需增加10个会计科目，核算难度较原来大幅增加，账务处理稍有不慎便会产生风险。

　　但是，这些还仅仅是“营改增”改革之路的一个环节。未来，还需鼓足勇气，坚定信念，进一步完善增值税税制、完善增值税中央和地方分配体制、实行增值税立法……只有这些步骤全部实现，“营改增”才算啃下了“硬骨头”。（经济日报记者 崔文苑）

　　利率市场化改革:协同推进 稳步前行

　　2014年11月，结合非对称降息，中国人民银行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1倍扩大为1.2倍，利率市场化改革又进一步。

　　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遵循先贷款利率市场化、再逐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路径。目前，人民币存款利率下限和贷款利率已经放开，存款利率上限成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公里”。通过扩大存款利率浮动区间，有利于金融机构提升自主定价能力，提升资产负债管理水平，为最终放开存款利率做好准备。

　　利率市场化不是为改革而改革，其最终目的，是让利率发挥资金价格的信号作用，真正体现资金资源的稀缺程度，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引导资金资源投向效率更高的经济部门。

　　不过，要达到这个目标，不仅需要逐步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管理，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协同推进。2014年以来，随着对地方债的分类管理，“软约束”将逐渐向“硬约束”转变，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扩张冲动将大概率得到限制，利率不敏感主体的融资需求有望降低，市场对融资平台债务的刚性兑付预期将逐渐改变。

　　展望2015年，随着各项配套改革的协调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将在更有利的环境中继续前行，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市场利率体系将更加完善;同时，央行也将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框架，更倾向于强化价格型调控和传导机制。（经济日报记者 张 忱）

　　自贸试验区扩容:期待更多金融创新

　　2014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了授权国务院在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此举既标志着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的正式建立，也意味着上海自贸区扩围。

　　从试点1年多的上海自贸区来看，其金融创新的成效值得肯定。上海自贸区内金融机构大多定位为跨境业务、创新业务的拓展主体，注重拓展金融市场业务和海外业务。截至2014年10月末，贸易融资占区内客户贷款的近20%;区内4家中资银行自贸区分行获得总行授权经营离岸业务;此外，10家中资商业银行率先试水自由贸易账户分账核算业务，开立自由贸易账户6171个，资产增长至93.89亿元。

　　新获批的三大自贸区的潜力也不容小觑。包含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3个区域的广东自贸区将着重在CEPA框架下对接港澳投资与贸易。包含平潭、厦门和福州三个区域的福建自贸区则着重对接台湾地区的贸易与投资。而北方地区唯一的天津自贸区则将基于海港优势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向京津冀以及整个北方地区形成辐射。在四大自贸区差异化竞争的格局下，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负面清单管理和动态监管模式探索过程中，将在投资来源地、投资领域、产业结构等方面形成不同的特点和经验。（经济日报记者 钱箐旎）

　　存款保险呼之欲出:营造更公平竞争环境

　　2014年11月，酝酿多时的存款保险制度终于进入征求意见阶段。作为银行业应对风险的又一道防线，这项制度设计将更加有效地保障存款人权益，也将激励金融机构稳健经营。

　　2014年以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驶入“深水区”。金融业在拥有更大自主定价权的同时势必面临更复杂的经营环境，民间资本、互联网金融和小额贷款机构等新型金融业态在提升金融业竞争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这个时候，存款保险制度“走”来了。根据2013年底存款情况进行的测算，50万元的最高偿付限额可以覆盖到99.63%存款人的全部存款。

　　存款保险这种权责对称的制度安排，将使得金融机构通过缴纳存款保险，对自身经营行为所构成的风险和损失负责，从而营造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由此促进银行业在竞争中释放活力、提升效率。

　　更重要的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利率市场化、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银行破产制度的建立健全等，都需要存款保险制度作为前提。2015年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后会在发展实践中不断优化完善，比如，坚持差别费率动态调整，对问题银行坚持动态监测和重组原则等。（经济日报记者 姚 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