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

　　我国启动财政报告制度改革，是又一次借鉴和接轨，需建立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运作机制。其中，如何规范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如何对造成重大失误者追责尤为关键。

　　2014年的最后一天，国务院批转的财政部《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公布，这标志着中国将正式启动政府财政报告制度改革。根据改革时间表，到2020年前，力争所有各级政府都要编制财务报告，全部“家底”经审计并报人大备案后，将向全社会公开。这一改革，具有三大意义。

　　其一，权责发生制财务报告制度，是对现行预决算制度的革命性改进。目前实施的决算制度，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只反映当年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情况，无法准确记录和反映政府资产、负债以及运行成本的动态变化，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既无法对政府绩效进行准确评估，也无法让政府资产全部亮出来。也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管理模糊区域，从部门预算编制到政府采购，都留下了“自肥”空间。编制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可以通过更加准确细化而且公开的财务信息，堵住可能存在的漏洞，让政府资金更合理地使用，减少腐败发生几率。同时，在全面掌握政府家底信息后，还可为公共财政改革起到数据库作用。

　　其二，权责发生制财政报告制度，还有助于推动政府信用的建立。随着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启动和扩大，政府信用体系的建立也较之过去更重要。过去，只有政府实际清偿欠债才算支出，其为发债而作出的承诺、担保、隐性负债等等都无法得到真实反映。权责发生制政府财报，其核心是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政府的短期和长期负债均包含其中，是对政府资产和负债进行持续衡量的工具。由此，市场也可以获得政府的全面资产情况，从而对其发债信用和偿债能力做出评估。这是地方政府行使发债权的必要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地方自主发债才可能引进市场标准，通过市场手段控制风险，保证自主发债良性运行。

　　其三，权责发生制财政报告制度，还可以遏制盲目决策。拍脑门决策是政府财政资金浪费虚耗、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重要原因。之所以总是出现，是因为事先没有形成合理科学的决策、执行、监督体系，事后无法有效问责。权责发生制财政报告制度，强调的就是官员任期内的财政责任，因此，对于好大喜功、追求短期政绩者来说，无异于多了一道防火墙，有助于遏制盲目决策，推动重大决策科学化。

　　权责发生制财政报告制度，已是国际趋势，OECD(经合组织)国家就普遍实行了类似制度。可以说，我国启动财政报告制度改革，是又一次借鉴和接轨。当然，基于不同国情，中国需要建立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运作机制。其中，如何规范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如何对造成重大失误者追责尤为关键。在剩下的5年时间内建立起完善链条，政府财政报告制度改革就可发挥预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