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石家庄12月31日电（记者周树春、李柯勇、张洪河）指令下达，炉火渐熄，飞转的汽轮机叶片缓缓降速，震耳轰鸣归于沉寂——2014年最后一天，华能上安电厂5号发电机组停机，开始接受长达三个月的脱硫、脱硝、除尘改造。这是上安电厂最后一台停机改造的机组。

　　从2015年元旦零时起，随着“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机制启动，河北成为火电行业率先执行“史上最严”排放标准的省份之一。

　　距上安电厂2．5公里，一块石碑矗立于山野丛莽之间，上刻“淮阴谈兵处”。公元前204年，汉淮阴侯韩信在此地打赢了著名的“背水一战”。

　　2000多年后的今天，作为整个河北攻克大气污染治理、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缩影，古战场所在地井陉县，打响了新世纪的“背水一战”。

　　艰难与担当——“军皆殊死战，不可败”

　　长400米、宽百米、高数十米的空间中，集结着6座塔吊、十几台汽车吊，脚手架密密麻麻，电火花不停闪烁，2000多人24小时无间歇作业……

　　——上安电厂环保改造高峰的情景，恰似战场。

　　电厂全部6台机组中，有4台在2014年完成脱硫、脱硝、除尘设备升级改造。

　　作业强度前所未有。一个脱硫班长，一天内在现场接打各种协调电话几百个。一个检修部负责人，媳妇生了双胞胎他却没空回家。带病上岗的、连续十几天不倒休的，更屡见不鲜。

　　《史记》载，韩信“背水一战”，“军皆殊死战，不可败”。无路可退，将士奋勇争先。

　　上安策划部副主任陈君焱说，电厂被几条“红线”卡死：完不成改造任务，不行；因改造影响发电任务，不行；改造失败，没有二次机会。一句话，“前进者生，后退者死”。

　　上安电厂总装机容量256万千瓦，是河北最大火电厂之一，也曾是井陉大气污染的主要排放源。历年减排考核，上安不达标，井陉乃至其所在的石家庄市就难以完成任务。

　　改造后，上安电厂主要污染物年排放量全面下降：二氧化硫，从1．5万吨降至3000吨；氮氧化物，从近5万吨降至七八千吨；烟尘，从2000吨降至六七百吨。

　　对这家建于1986年的火电厂，转型之路走得不易。

　　“原来根本就没减排这一说。当时工业发展的标志就是‘大烟囱’。”上安电厂党委书记闫书耕说，“脱硫是2008年才提出来的，一切从头学起。”

　　很多井陉人对转型的艰难都深有体会。

　　上安镇西方岭村村民李计红的石灰窑，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关闭，他随后开了个小服装厂。哪知，隔行如隔山，几年间交下一笔笔“学费”。

　　他先做牛仔服，一上市款式就过时了，当年赔了30多万元。直到现在，还有6000件衣服压在库房里。

　　接着做野外休闲服装，但布料选错了，一洗就缩水，“成人衣服变童装”。又赔了十几万元。

　　今年43岁的李计红，是个有担当的汉子，衣服卖不出去，工人工资照发：“在我这儿干活的几十号人，都是乡里乡亲，大多是大娘大姐。我倒了，她们到哪儿找活儿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他找到一条新路，为北京一家品牌企业做来样加工，市场更有保障了。

　　纠结与自觉——“增长诚可贵，生命价更高”

　　面对一处处石子堆，陈春明一个人看守公司大门快两个月了。

　　距北京约300公里、主营建筑石子开采加工的上安镇为达公司，因当地采取粉尘治理特殊措施而在今年秋天关停，接着按惯例在4个月的冬季取暖期不能开工。

　　比起“放长假”的其他100多员工，53岁的陈春明是幸运的，每月能拿2600元，但他知道，这份工资可能领不了多久了。

　　心理压力最大的是他的老板梁瑞锁。随着治污力度不断加大，公司现在1年有半年不能生产。更严峻的是，井陉已出台规定，矿山开采和石子加工企业，各类证照到期后一律不续办，让这个行业逐渐从全县退出。

　　为达公司的采矿证2017年到期。这个凝结着梁瑞锁10多年心血的企业，到时自然关闭。2002年他借钱创业，和工人一起上山抡大锤、砸石头，“每根钉子都是亲手买来的”。他舍不得关，但“英雄要识时务”。

　　井陉以矿山资源闻名，特别是石灰石，储量占全国十分之一，钙镁年产量占全国市场三分之一。而今，治理大气污染首先要对这个支柱产业开刀。

　　去年11月，全县所有矿山开采及石子企业实施停产治理，连根拔掉了308家污染企业。加上此前关掉的企业，仅税收就损失上亿元。

　　主管工业的副县长孙亚鹍坦言：“今年，全县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只要不是负数，心里就很安慰了。”

　　当年，韩信手下将士忐忑：前有7倍于我的敌军，后有滔滔大河，何去何从？

　　而今，井陉人面临挑战：环境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该怎么应对？

　　事实上，整个河北都面对这样的纠结。钢铁、电力、水泥、玻璃四大传统行业ＧＤＰ贡献最多，但也是污染大户，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占六成以上。治污，必须“自伤筋骨”。2014年上半年，河北ＧＤＰ增速一度降至全国倒数第二。

　　然而，记者采访的大多数人都认同“增长诚可贵，生命价更高”。

　　在距为达公司数百米的三合庄村，村民高凤娥家里有人在附近钙厂上班，但她盼着早一天摆脱灰尘之苦：“晾衣服、晒粮食都会沾灰。洗衣服都得先看风向。”

　　在这里，空气中总是弥漫着石粉味。房顶、墙头、玉米秸，四处沾满粉尘。几畦菠菜看不出绿色。最“壮观”的是一排落光叶子的大树，树干、枝条上全是白灰，宛如北方雪后银装素裹的“树挂”。

　　“现在，环保是头等大事。”梁瑞锁说，“个人利益得服从国家大局，当前服从长远。干企业影响了大家伙儿，害了子孙，该关就得关。搞经济，先得把治污想到前头。咱们现在才治，已经晚了。”

　　曲折与希望——“车到山前总有路”

　　韩信不会想到，他“背水一战”的那条“水”，2000年后变成了臭水沟。

　　流经井陉县城的冶河，几年前岸边造纸厂、化工厂、钙镁厂林立，河水脏臭，鱼虾绝迹。一到夏天，沿河居民连窗户都不敢开。

　　近年，井陉全部关闭这些污染企业，河道恢复了生机。沿河办起十多家“渔家乐”，烤鱼成了特色。记者采访时，几只野鸭在桥下悠闲游弋。

　　冶河的变迁，让人们看到了转型的希望。

　　郝建忠、郝志刚父子，是成功典型。郝建忠曾是造纸厂职工，而郝志刚在磷肥厂上班，后来两个厂都因污染而关闭，郝建忠承包了化工总厂，以石灰为原料，生产工业填充料轻质碳酸钙。

　　创业成功，父子俩却越来越有危机感：初级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国家治污力度不断加码，企业经营越来越难。几经尝试，他们转向高端产品——活性钙。这种钙比普通钙附加值高30％，而且是“零污染生产”。

　　如今，他们的公司已成为长江以北规模最大的活性钙专业生产企业。

　　“这些年，井陉环保过了三道坎：2008年北京奥运、2010年‘十一五’末、2014年ＡＰＥＣ。每过一道坎，都关停一批污染企业。”井陉县环保局副局长刘国建说，“2015年要过第四道坎：‘十二五’末算总账，几种主要污染物治理必须达标，如果完不成，地方领导要受处理的。”

　　久经“沙场”，很多井陉人成了转型“老兵”。

　　早年，陈春明在县办水泥厂当办公室主任。2005年水泥厂倒闭，他砸过石头，卖过保险，还给民爆公司当过5年爆破员。过了50岁，人家怕他年纪大，点炸药跑不快，解除了合同，他才到了梁瑞锁的石子厂。

　　似乎事事不如意，可陈春明对生活保持着一份幽默：“我转型转惯了，再怎么转都有心理准备。”

　　记者问：“到2017年石子厂关掉时你56岁了，怎么办？”

　　“车到山前总有路。”他嘿嘿笑，忽然，又高声说，“我的儿女都很争气！”言语间透着一股草根的坚韧。

　　梁瑞锁则把希望寄托在了老家——南障城镇大梁江村，太行山里一个古村落。全村房子都用石头垒成，完整地保持着明清风貌。他决定开发旅游，两年来投入三四百万元，请专业团队做规划、修老房。

　　“从小生活在这儿，也不觉得啥，现在越研究越觉得有文化内涵。”他说，“国家领导说让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我就是做‘乡愁’的文章。”

　　相隔2000多年，两场“背水一战”遥相呼应，情势、战况、士气异曲同工。当年速战速决，而今则是持久战，大幕刚刚拉开。（参与记者：王民、骆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