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新常态”常态化过程的因素至少有两个:一是全球的“非全球化”趋势，二是全球经济秩序的重组。前者是对金融危机的直接反弹，后者是对金融危机的深层回应。两者既矛盾又相连，处理得宜与否将决定“新常态”的命运。

　　⊙关家明

　　金融危机已过去六年，主要工业国的复苏前景仍然不明。世界经济何时能回归“常态”?而金融危机后的“新常态”与过去的“常态” 又将有何分别? 当“新常态”常态化时，香港与内地经济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机遇?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是一般的周期性金融风暴或经济泡沫， 而是一个百年一遇的系统性危机。它影响的不单是几个主要的工业国，而是全球大部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它牵动的也不单是金融业，而是包括贸易、工业、农矿、服务等各行各业。它需要的应对措施也不仅是传统的货币和财政等调节经济周期的政策，而是包括金融、财税、人口、环境、科技、社保等在内的结构性改革。它要求的更不单是个别国家、地区的政策调整，而是全球贸易、金融和经济合作框架的重组。由此，要世界经济回复到危机前的“常态” 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新常态”与“常态”的分别

　　那么，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新常态”与过去的“常态”又将有何分别? 具体的现在还不好说，因为大部分已出台的政策措施仍局限于周期与危机管理和个别国家、地区的层面，而结构性和全球范围的改革还在争辩、演进、博弈之中，真正的“新常态”可能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见端倪。如此，我们当前面对的就只能是一个漫长的向“新常态”发展的“常态化”过程。

　　左右“新常态”“常态化”过程的因素有哪些? 我看至少有两个:一是全球的“非全球化”趋势，二是全球经济秩序的重组。前者是对金融危机的直接反弹，后者是对金融危机的深层回应。两者既矛盾又相连，处理得宜与否将决定“新常态”的命运。

　　“非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新秩序

　　“非全球化”并非新生事物，但从局部地区、个别领域发展到全球性的“非全球化” ，则可说是托金融危机之福，在近代史上除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以外也不可多得。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的“非全球化”比大萧条来得更凶猛。二十世纪两次大战期间，世界贸易曾经收缩了三分之二，但按当时的世界生产总值算，全球出口掉了不到三个百分点。金融危机的第一年，全球出口一下子就掉了23%，相当于4.7个百分点。跨国资本流动也在一年之间下跌了70%。

　　幸好吸取了大萧条的教训，并在各国的努力下，世界贸易和跨国资本流动在2010年已止跌回升，但至今还没有回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非全球化”的阴霾还在全球以不同的形式游走，这可见证于保护色彩浓重的地区贸易平台的提出，和互为沟壑的金融管制条例的施行。按世贸组织的统计， 二十国集团过去四年的新进口管制措施所覆盖的进口贸易每年便达7750亿美元，比全球第五大进口国英国的年进口额还大。

　　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非全球化”的兴起也正好反映了全球经济秩序重组的迫切性。两者从不同方面显示:战后以西方工业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和贸易管理协调架构已经落后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遏制“非全球化”和有效管理“新常态”下的世界经济，就需要重组全球经济秩序，更好地调动全球主要经济力量，建立一个更能配合经济全球化的管理协调框架。

　　作为全球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这一波的全球经济秩序重组和向“新常态”常态化的过程中自然担负着举足轻重的任务，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抗“非全球化”，深化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把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从工业、贸易进一步推进到服务、金融等各个领域。开放国内市场，加强对外投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外资源、技术、市场，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这方面的发展，包括人民币国际化、鼓励企业“走出去”、设立上海自贸区和“一带一路”的提出。

　　二是推动全球经济秩序的重组。加强新兴国家在主要国际经济机构的参与和话语权，积极参与透明、平等和开放的地区和多边贸易平台，推动国际金融、发展和贸易合作体制的改革，促进一个更公平、更多元化和更有代表性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成立。除了加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在传统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等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外，推动成立新的国际合作组合如金砖五国和上海合作组织，搭建新的地区金融和贸易平台如亚洲基建投资银行和亚太自贸协议等都是重组全球经济秩序的重要步伐。

　　香港的机遇和挑战

　　对于香港， “新常态”常态化的过程也预示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首先，利用香港在世界贸易的特殊地位对抗“非全球化”。作为世界上最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和全球第九大贸易体，香港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香港既是自由贸易的典范，也是世贸组织多边框架的有力支持者。虽然在近年快速发展的地区贸易协议网络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但以香港的经济实力、开放的体系，只要加强参与各种地区贸易和经济合作平台， 积极发挥香港开放经济体系的带头示范作用，推动地区贸易和经济合作，就可抗衡“非全球化”。

　　其次，利用香港过去三十多年参与促进内地改革开放的独特地位，以及香港与内地之间积累超过十年的“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CEPA) ”的经验，推动内地经济开放进程，特别是服务业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开放、对外投资等领域。以香港弹丸之地，吸收了内地百分之六十的对外直接投资，包揽了大部分的人民币离岸业务，以及沪港通的开通，都反映了香港在新一轮内地经济国际化中的重要作用。

　　以上两方面的发展，既包含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布满复杂凶险的挑战，能否掌握好常态化的发展将决定将来“新常态”的面目。（作者系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