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人 马应超

　　日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这表明，我国实施“积极+稳健”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将连续进入第5个年头。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延续该政策组合，既体现了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在实际内容、实施重点和操作手段上有新的用意和变化。

　　“积极+稳健”的政策组合如何主动适应新常态，为明年和今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条件、提供动力？首要任务是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今年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持续稳步发展，就是得益于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展望明年，我国稳增长任务虽然繁重和艰巨，但新常态下稳增长的潜力十分巨大：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新“四化”深入发展，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国民储蓄率较高，科技和教育整体水平提升，劳动力素质逐步改善，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这些都为我国经济实现稳定增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便利条件和广阔空间。因此，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剧、阶段性演进特征凸显和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等复杂多变的情势下，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换句话说，适应放缓了的经济增长速度，最重要的是要形成与以往不同的新的增长结构和动力机制。在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挤压、排解过剩和落后产能、促进企业和产业升级换代，重构适应新常态要求的增长结构和动力机制的同时，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切实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上来。与此同时，政府“要坚持发展、主动作为”，在创造更好市场竞争环境、保护产权、维护公平、改善金融支持、强化激励机制、集聚优秀人才等方面积极作为，以政府自身革命带动重要领域改革，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形成发展的新动力，激发新增长点的潜力和活力，做好新兴产业的加法和乘法，创造更多有就业、增收入，有质量、提效益，节能环保，没有水分、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和制度环境。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赋予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新的内涵和深意。“要有力度”的主要表现在于，适当扩大赤字和债务规模，吸引社会资本进入重点投资领域，以及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以及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的多种情形下，有理、有为、有节的积极财政政策取向显得尤其必要。具体而言，新常态下多个领域都需财政政策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发挥更积极、更有力、更有针对性的多方面效应：通过“营改增”改革，减轻服务业税负水平，逐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借助资源税、环保税的定点调控，缓解资源环境承载压力，满足公众对良好生态的更多期待；通过调整完善税费政策，减轻小微企业负担，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在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创业就业、做好扶贫工作等社会政策托底方面，亦需要财政支持、精准发力。另外，就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投资，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新的明确要求。从投资需求来看，在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吸引社会资本进入重点投资领域，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让“三驾马车”更均衡地拉动经济增长。

　　就货币政策而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更加注重松紧适度。2015年货币政策虽然将延续以往的基本基调，但政策内涵将发生重大调整。总体而言，货币政策将坚持“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政策取向，在“微刺激”常态化的作用下采取相对宽松的定向调控和精准调控操作，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更多依靠改革的办法、市场的力量，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滴灌”，注重政策的灵活性和及时性。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我国面临货币存量大、杠杆率高、负债率高等问题，因此货币政策还需要保持稳健基调，需要保持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另一方面，在当前融资依然“难且贵”的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下大力气消除经济运行中的“梗阻”，让“金融血液”源源不断流入实体经济，让广大企业获得更充足的发展动力。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快金融改革步伐，鼓励民营银行积极发展，加大股票、债券等发行力度来支持实体经济融资，提供更多“量身定制”的服务，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与此同时，必须把防控财政金融风险放到更加显著的位置，主动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不能因为严重过剩产业、影子银行、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的风险累积影响经济全局稳定，要按照严格增量、区别对待、分类施策、逐步化解的原则，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过深水区，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就财税领域改革而言，既要推出预算绩效提升、转移支付、地方债务、具体税种改革等年度特点，又要深度谋划预算管理改革、税制改革和中央地方体制关系等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这不仅是增强财政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的现实需要，而且还能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就金融领域改革而言，资本市场、民营银行准入、存款保险制度、人民币“走出去”、汇率机制优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等金融领域的改革亦须统筹推进、稳步实施。总之，只有更加注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以及国际收支等相关政策的综合协调和合力效应，才能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满足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新常态要求。

　　（作者单位：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副教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