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14年，对人类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事件，莫过于埃博拉疫情的突然暴发和流行。

　　2014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西非地区持续蔓延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认定埃博拉病毒本身复杂程度为最高的四级，而且面临变异可能。相比之下，公众熟知的艾滋病为二级，SARS为三级。而启动“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近年历史上也只有三次。12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在疫情最为严重的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三个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方面取得了进展，埃博拉疫情得到了遏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已经被消灭，疫情的地域传播的风险依然很大。据世卫组织数据，截至目前，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尼日利亚、马里、塞内加尔、刚果（金）、西班牙和美国等国，报告的埃博拉确诊、疑似病例约1.8万例，其中死亡6583例。

　　回顾这一年来在世卫组织主导下，全球对埃博拉疫情的抗击，有如下几点可圈可点：

　　第一，应对突发疫情的全球多边、双边合作逐渐加强。其中，尤其以围绕世界卫生组织的主导，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之间的合作，以及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众多国际机构之间的合作，更令人瞩目。旨在协调联合国系统内外疫情防控的“埃博拉危机控制中心”已经决定设立，目标是在6至9个月内阻止埃博拉病毒在受疫情影响国家的传播，并预防这一病毒在国际上传播。这充分体现出各国团结一致面对人类共同灾害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第二，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短时间内不易得到彻底改观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尽快改善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医疗体系和总体卫生服务。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称，埃博拉疫情导致有关国家本已稀缺的医疗服务更加供不应求、捉襟见肘，长此下去必定会酿成大患，危机到来时更加危险。毕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在凶猛的病毒面前，面临同样被感染的危险。

　　第三，国际社会对病毒蔓延的反应，还需进一步成熟。曾在2003年SARS暴发期间在中国任职的瑞士外交官阿兰说，当年他把孩子们及时送回了瑞士读书。有个瑞士学校的学生家长竟提出，不应让“刚从疫区回来”的孩子上学。十几年过去，今天人们的反应不会那样不理智了。但是，此次埃博拉疫情暴发后，仍然有部分航空公司取消航班和航线。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公开呼吁，航空公司和船运公司不要取消去往疫区的航班和航程。

　　第四，针对这一疫情，国际社会，特别是有关发达国家，应该认真反思，争取未来在人、财、物等多方面投入更多、采取更具有远见的预防措施。例如，埃博拉疫苗的研究并非因此次疫情肆虐而开始。事实上，自1976年埃博拉在扎伊尔〔今刚果（金）〕首次暴发以来，有关国家即着手研制疫苗。只不过由于病毒的威胁时断时续，导致大家对其危害认识不足，对疫苗的“攻关”也一直没能坚持下来，以至于到现在还未能用于临床。

　　另外，对类似埃博拉这样传播速度快、对人类生命和社会生活威胁大的疫情，各有关国际组织也需要加快反应速度、提高建立健全抗击病毒袭击机制的效率。同时，还有必要增加机制运作的透明度，以提高公众对其的信任度，有必要简化行政手续并杜绝人事、财务腐败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次国际合作抗击埃博拉的大行动中，中国作为非洲人民的老朋友，所体现出的大国担当精神赢得了非洲和全世界人民的认可。可以说，中国在援助非洲国家抗击埃博拉中所做的快速及时反应和无私贡献成为这次疫情应对中最大的亮点。埃博拉疫情暴发后，是中国第一时间对外宣布援助举措，是中国第一个向西非提供埃博拉疫情专项援助，是中国第一个向疫区派出专家组和医疗队指导并直接参加一线救治，是中国第一个用专机运送医疗防护物资，援助物资在第一时间运抵疫区并迅速分发使用，并成为累计向非洲提供援助批次最多和医疗物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在前不久北京APEC峰会上，在中国的主持下，与会各国合作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呼吁，也作为主要内容出现在会议文件中。

　　截至11月下旬，中国政府已先后提供4轮总价值7.5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援助，中方在疫区的医疗人员约400人；在塞拉利昂，中国援助的移动实验室检测量占该国检测样本总量超20％，检测结果准确率达100％；在几内亚，其接收的抗疫援助物资三分之二来自中国；疫区周边10国的防疫物资几乎全部来自中国。未来数月，中国将有1000人次的医务人员、公共卫生专家奔赴疫区一线，中方还计划培训1万名医疗护理人员和社区骨干防控人员。中国的救援行动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好评。这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勇于担当的鲜明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