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第三届中国科技政策论坛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本次论坛以“市场 政府 创新”为主题，特邀全国政协、中国科协、科技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专家和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学者共同探讨科技资源配置、科技人才政策、市场与政府、创新驱动发展等主题，研讨科技政策的重大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论坛采用大会主旨报告与专家对话两种形式，注重决策者、政策研究人员、科技工作者和社会公众的思想交流与碰撞。论坛参会者包括科技政策制定者、专业政策研究人员、科学家、学术界代表、省级科协代表及其他机构的代表，规模约200人左右，论坛每年举办一次。

　　“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其核心是要解决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问题，关键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第三届中国科技政策论坛”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齐让指出，为解放生产力，给科技工作者创造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科技创新政策的探讨、梳理和创新非常必要。

　　全球进入创新密集时代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弱于预期。但与经济缓慢复苏相对的是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步伐在加快，全球进入创新密集时代。

　　科技部重大专项办公室主任徐建国举例说，惠普公司从成立到拥有十亿美元资产用了47年，微软用了15年，而谷歌仅用了9个月；联想销售规模达百亿元用了15年，腾迅用了10年，而小米仅用了3年，现已向百亿美元发起了冲击。

　　“创新效率日益提升，创新模式更趋开放，创新活动呈现多元化。”徐建国说。

　　我国科技创新紧随国际步伐，处“领跑、并跑、跟跑”三者并行的状态。据统计，我国技术市场交易日趋活跃，2013年交易规模达7469亿元；国际论文数量连续五年稳居世界第2位，总被引用次数从2002年的世界第19位跃居2012年的第5位。

　　但是徐建国也强调，我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和结构调整“阵痛期”叠加阶段，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因此，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创新政策体系正逐步形成

　　徐建国表示，创新政策体系逐步形成。他将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梳理成“财政科技投入、激励企业创新的税收政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高科技产业化、科技创新平台和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创新人才与创新文化”六个方面。

　　从财政科技投入看，基本能够覆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产业共性技术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化示范、商业化和市场化开发”等创新全链条，但不同阶段投入方式不一样，在成果转化、商业化方面主要是间接投入。在财政投入的引导下，2013年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量达11906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达2.09%。

　　从激励企业创新的税收政策看，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即按研发费用的150％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凡是被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减10%税率，按15%来收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计税工资总额2.5%以内的职工教育经费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提高应纳税标准至10万元，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额，执行20%所得税率等。

　　从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看，有技术转移税收优惠、成果转化股权激励、科技金融政策、成果国有资产管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据财政部试点文件规定，将来国有企事业单位承担国家计划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单位所有；转让、处置、收益也全部归单位所有，放宽科技成果国有资产使用、处置和收益权管理。成果转化股权激励政策允许获得股权奖励的技术人员在5年内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等。

　　从金融支持政策看，风险投资企业投资非上市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两年以上的，可按其投资额的70%抵扣其应纳税所得额；截至2012年底，各类创投机构1183家，累计投资超2000亿元人民币。2012年全国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超过380亿元；科技保险风险保障金额达7300亿元人民币。

　　从科技创新平台和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政策看，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免征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对提供公共科技服务的机构进口科学仪器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成立397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中设在企业99家；464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设在企业300家；1500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在孵企业70000多家；2281家生产力促进中心，43个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对全社会开放服务。

　　从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政策看，知识产权已上升为国家战略。2013年底，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3年位居全球第一，商标申请量连续12年位居全球第一。2013年发明专利授权量达20.8万件，居世界第3位。2008—2013年，我国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超30万件。

　　“未来要实施好科技创新政策，制度保障非常重要。”徐建国说。

　　为此，国务院成立了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有科技部、发改委、财政部和中国科协等26个部门参加。科技部调研室原主任胥和平说，这不但意味着更高层面开始关注科技创新体系问题，也能形成联系协调机制，让各部门声音都能进来，使“创新驱动发展顶层设计直接形成中央决策”。

　　转向需求端的科技创新政策

　　对科技创新政策，胥和平强调，不但要切实把“十三五”科技发展的战略思路凝聚到创新驱动上来，还应全面实现从供给端政策转向需求端的科技政策，使“需求政策将成为创新政策的主流”。

　　胥和平认为，现在很多部门和地方谋划创新，盘算重点还在“我有多少钱”“我得瞄几个项目”“我搞得培养几个研发基地”“我得出多少专利”上面，重点在提供技术供应能力、出团队、出人才、出专利、出标准等，这种思路还停留在供给端的创新政策上。

　　面对“东部地区是否应率先实行创新驱动发展”“西部地区没钱就不能创新驱动发展”的问题，青海省科技厅厅长解源反驳说，生态脆弱、生态地位重要且经济落后的青海更需要创新驱动，而且依靠创新驱动才能追上东部发达省区。比如，利用遥感手段和地理导航可建立科学的游牧制度，真正解决放牧尊重生态规律问题，实现青海绿色跨越发展。另外青海可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如把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的财政资源定位为天使投资，与风险投资有机结合，有效推动科技成果向产业发展，使创新驱动发展在青海这个落后地区实现。

　　“即使西部地区没钱，也可结合本土情况搞创新，如专业合作社和网络销售系统等。目前青海准备在放牧的地方，牧民每人挂一个寻呼机，知道羊跑哪了、羊群安全性、牧场情况、气侯变化等都通过网络解决，这就是青海的创新，转向需求端的科技创新。”胥和平说。

　　胥和平强调，创新不能老盯着前沿技术、高精尖技术，更应关注新产品、新市场、新组织、新模式，还应着力建立市场化的创新制度和机制。“把创新真正落在好技术、好产品、好产业、好的市场机制上，这可能是‘十三五’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