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不愿“戴帽”背后的经济逻辑看似合理，但眼光并不长远昨日，本报推出《不愿“戴帽”背后的经济逻辑》报道，聚焦了部分古村落（社区）出于经济考量，宁愿拆掉或“自生自灭”，而不愿申报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借财政补贴加强村落保护的现状。

　　这种情况，在四川是否普遍？在传统村落不断消失的背景下，如何推动其主动进入“保护名单”、留住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组秘书长、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李华东，住建部传统民居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西南交大教授季富政。

　　□本报记者 熊筱伟

　　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破坏性开发才能得到遏制

　　记者：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是有效保护传统村落的唯一途径？

　　李华东：国家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其实很早就开始了。但就目前而言，我国还没有专门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立法。打个比方，如果一个村落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但出于经济发展需要，想拆了旧房建国际度假村、建别墅区，我们很难阻止。而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后，就要按相关规划进行建设，这种破坏性开发才能得到遏制。

　　记者：对于有重大价值的村落，为何仍采取自愿申请，而不直接将其纳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范畴？

　　季富政：这和传统村落涉及面太宽有关。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执行还需各村、各镇具体操作。如果自身没有意愿，完全可能嘴上答应说“没问题”，实际上却放任不管——在过去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申报中，就出现过这一情况。

　　李华东：传统村落保护，最终将纳入法制轨道。未来在修订文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时，有望将参照历史文化名镇规定，对确有重大价值的村落，可以经专家推荐、审定后，直接纳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而不由地方自愿申报来决定。

　　禁锢传统村落经济发展的其实是狭隘的思维定势

　　记者：在昨日报道的两河、钟街社区看来，申请中国传统村落，经济上并不划算。这种想法，是否在四川传统村落中广泛存在？

　　季富政：就我所知，大量四川村落，对申报中国传统村落并不积极。其中首要问题就是，回报从哪儿来？一旦给不出满意答案，加上申报又是自觉自愿行为，这种不积极也就很正常。

　　就像你提到的两个地方，代表了两类对旅游业不感兴趣的典型村落：钟街社区解放前就比较富庶，它的产业选择很多，“看不上”旅游业；两河社区又相对偏远，“够不着”发展旅游业的条件。

　　记者：中国传统村落头衔，似乎成了“发展旅游业”的同义词。不发展旅游，就意味着传统村落没法发展？

　　李华东：保护传统村落的目的，还是为了发展。只是这种发展，不能够急功近利。今年，参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部局增加到7个，多了农业部、旅游局等，正说明了传统村落发展，应该有农业、旅游等多种途径和模式。

　　国内很多地方一提起发展传统村落，就简单等同于承包给开发者搞旅游。传统村落大量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基础设施、区位条件较差，又缺乏宣传资金。只有资深驴友或学者，才会有兴趣前往。如今，能通过旅游业带动经济效益的村落，不会特别多。中国传统村落这顶“帽子”本身，并不会禁锢村落的经济发展。只有狭隘的思维定势，才会影响发展。

　　依托当地特色资源可有多种产业形式和投资模式

　　记者：如何提高传统村落的申报积极性？

　　李华东：从根本上说，保护传统村落，是要重建乡村文化、实现文化复兴，是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来考虑的文化事业，而非经济事业。积极性提高，有赖于认识的提升。

　　当然，也要考虑到现阶段现实情况——单单提责任，地方政府和居民会觉得“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更需要的是经济发展与生活改善。

　　实现这一目标，也有很多途径。依托当地传统文化特色和资源，可以有多种产业形式：像日本传统村落种植有机水稻、用特产竹子制作高档茶具；国内也有安徽大别山区村落生产六安瓜片、湖南安化的传统村落产茶等，都是利用好独特资源，获得不错经济效益的案例。

　　这需要政府实事求是地探索本村发展途径，而不是简单模仿，一味打造“北方丽江”、“南方平遥”。地方政府可将眼光放长远，在保护前提下鼓励各种发展方式，包括让社会资金进入、宅基地流转等，给予政策、资金扶持。

　　季富政：传统村落发展旅游，投资较高、回报期较长。在保护前提下，可以尝试由上级政府投资中国传统村落的前期基础设施、古建筑修葺等工作；后期政府成立企业，实行市场化管理运作，回收投资——产业能发展起来，当地自然愿意参与。事实上，成都这方面已经有了相对成功的经验，完全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