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旧常态”

　　记者：近年来，“新常态”已成为概括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国内经济形势的标准概念。从逻辑上说，有“新”便有“旧”，而且，还有由旧向新的转变过程。那么，“新常态”是何以形成的呢？

　　李扬：“新常态”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战略概念。

　　一个“新”字，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全球发展划分出存在系统性差别的两个不同时期。就外在特征而言，两个时期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存在高低之别，与之关联的宏观经济变量，诸如财政收支、货币供求、国际收支、就业、物价、利率、汇率等等，均存在系统性差异。就内在根源而论，支持长期发展的实体经济基础，诸如高新科技及其产业化水平、要素供给效率、人口总量及结构、储蓄与投资的对应以及储蓄投资均衡状态下的真实利率水平等等，都显示出不同的性状。因此，新常态概念明确昭示我们：在规划未来之时，我们必须首先花功夫回顾来路，对“旧常态”进行认真分析，搞清楚我们几十年前从何处出发，何以发展到今天，如今又何以不能循旧轨继续走下去。

　　所称之“旧”，仅取其“过去”之含义，指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国际金融危机之前长达20余年的那一段时期。这一时期是人类社会难以忘怀的一段“好时光”，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低通货膨胀率与低失业率并存，同时，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明显弱化，是这一时期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因此，国际经济学界用“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来概括这一时期。

　　“大稳定”是全球范围内科技进步、体制机制变革和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综合产物。尤其要指出的是，此轮全球化是促成大稳定并使之区别于以往繁荣时期的最重要因素。

　　毫无疑问，在大稳定的总图景中，最美的风景线在东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终于摆脱了百余年落后贫穷的恶循环怪圈，创造出经济高速稳定增长30余年的“中国奇迹”。

　　2007年初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结束了大稳定的“旧常态”。从“大稳定”转换为大危机，并进而进入以长期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常态，其实只是被“大稳定”繁荣掩盖下的各种矛盾产生、累积、深化、蔓延和爆发的过程。在这个由多因素导致的高度复杂的历史转变中，有两大因素居于关键地位：其一，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经济发展方式偏颇和经济结构扭曲问题，而且，耽于大稳定的安乐，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经济体，长期“善意忽视”（Benign neglect）愈演愈烈的结果扭曲，不思调整；其二，全球分工重组后形成的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引致了日趋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

　　一言以蔽之，随着以大稳定为主要特征的旧常态的结束，全球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深度调整与寻求再平衡的“新常态”。世界和中国，概莫能外。

　　中国经济新常态

　　记者：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有着相互关联的脉动：正是在全球大稳定时期，中国经济创造了年均增长9.8%的奇迹；同样，正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不久，中国经济也进入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平台。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有哪些特征？

　　李扬：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固然可以从全球经济的下行动态中找到解释，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长期走势自有其内在的规律，而且内因显然占据主导。自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基本结束了长达30余年的高速增长时期，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进一步分析，在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消化前期政策效应三者间，核心因素显然是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增速换挡是现象，结构调整是原因。于是，归结起来，结构性减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对未来潜在增长率的预测，可以佐证我国的结构性减速趋势。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的预测结果显示，在2011年至2015年、2016年至2020年、2021年至2030年3个时段内，中国潜在增长率区间分别为7.8%至8.7%、5.7%至6.6%和5.4%至6.3%；增速递减的趋势甚为明显。

　　综合看来，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势所难免。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双重下降。这一趋势自2008年以来变得十分突出，因此，我们倾向于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确定为由2009年开始。人力资本增长率下降，归因于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力资本增长的起点随全民普及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而不断上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则归因于后发优势不断减弱、创新能力不足、对外依存度大幅下降、投资率随储蓄率下降而趋降、劳动参与率持续降低等等。这些都是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与之相比，周期性影响显然是次要的。

　　记者：经济新常态下有哪些新矛盾？

　　李扬：经济新常态下产生了“水落石出”的效果，它不仅凸显了国民经济中长期被掩盖的深层次矛盾，而且引发了新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新常态下的新挑战。

　　一是“投资/增长/过剩”悖论。我们的增长高度依赖投资，而投资恰又正是造成产能过剩的渊薮。因此，逐步降低对投资的依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然而，在今后一段时期，投资依然要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因而，需要用改革的精神来规划投资，认真研究投什么、如何投和由谁投的问题。新常态下，投资的领域主要应集中于促进消费长期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医疗保健、健康服务业等)，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更新改造投资，以及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节能环保产业等。如何投的问题，重点是解决好投资资金的期限错配问题，促进形成动员和筹集长期资本的机制，以及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目标真正落在实处。由谁投的关键，是要向社会资本放开准入，同时，要全面审视并改造基础社会领域的计价、收费、课税、补贴体系，着力解决基础设施投资大都存在不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问题。

　　二是杠杆率飙升。杠杆率上升是具有全局性、系统性影响的金融风险。目前，中国的债务风险总体仍然可控，但潜在风险也不可小视，其中，企业负债率畸高且仍在不断上升、地方政府债务存在恶化趋势，值得高度关注。

　　三是城镇化转型。城镇化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但城镇化也存在诸多误区。在新常态下推进城镇化，必须改变立足于“城里人”来规划城镇化的偏颇，必须扭转“开发区化”的倾向，必须克服“失去市场”的弊端，必须确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基本立场，必须高度重视产业积聚、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外溢等对长期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供给面因素的耦合，必须以城乡一体化为最终目标。总之，要使城镇化成为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和重要的支撑。

　　四是房地产市场形势逆转。2013年下半年以来，各类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态势已经开始明显分化，局部市场逆转明显。与此前不同，此次房地产市场下滑的触发因素不是来自政策面，而是来自城镇住房市场内在供求格局的深刻变化，其影响也会在一个中期内存在。

　　五是金融乱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流动性过剩”就被公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特别是货币供应的主要顽疾。然而，货币数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利率的下降，相反，我国名义利率水平一直处于高位。金融乱象不仅导致各类民间金融、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乃至高利贷等大行其道且屡禁不止，而且由于它固化了“贷款难、贷款贵”困境，将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形成严重的成本约束。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在我国能持续甚久，根本原因在于存在大量制度和政策障碍。我们需要改革现行外汇储备管理制度，以求彻底摆脱外汇储备绑架我国货币政策的困局；需要改革多部门分业监管模式，根除监管套利的基础并尽可能覆盖层出不穷的综合性金融业务；应当摈弃繁复且多已过时的“政策约束”，还市场以本来面目。

　　新常态新飞跃

　　记者：无论如何界定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下滑都构成其主要外在特征。这一表象，致使一些研究者较多地关注其负面含义，有心怀叵测者更据此再次唱衰中国。我们注意到，您谈到新常态时总是反复强调：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绝不意味着衰退，而意味着“浴火重生”，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我们如何认识理解这一判断？

　　李扬：特别要指出的是，速度下滑只是新常态的外在表象。本质上，新常态区别于常规经济周期中的衰退和萧条阶段，它是经济发展离开常轨，另辟蹊径的新发展。换言之，新常态孕育着革命性转变。在全球范围内，新常态意味着供应链的重组、经济结构的调整、治理体系的重塑和大国关系的再造；在国内，除了上述全球共性，新常态还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走过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将从根本上脱离开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方式，走上追求质量、效益、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并由此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换言之，新常态再次给我们带来了发展机遇，并在新条件下与时俱进地为我国的战略机遇期赋予了全新的内容。我们一定要从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性特征出发，保持战略定力，全面调整理念、心态、战略和政策，迅速适应新常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和法治结构，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新常态有利于“挤水分”。我国经济中的水分，主要应从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寻找。毋庸讳言，由过度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这种水分，已经构成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负担。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下降无非是压缩了上述水分，而且不断地挤出经济增长中的水分，正是提高效益、提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路径，也正是我们穿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发达经济体的必由之路。这正是我们多年孜孜以求的局面。

　　新常态有利于创新驱动战略的推行。由于投资和出口等传统因素不再可以依赖，中国经济将加速转向创新驱动的新轨道。从体制保障的角度看，要实现创新驱动，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确立“正向激励”机制；二是“理顺价格”。这意味着，在推进创新驱动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落在实处。同时，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矫正市场失效，向企业提供正向激励。

　　新常态有利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常态将弱化GDP考核机制，如此，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和投资冲动方能得到有效遏制，长期存在的政府“越位”、“缺位”问题也才有了解决条件，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使之将居民收入、就业水平、社会保障、维护治安、环境保护等多项民生指标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新常态需要我们进一步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真正实现推动资源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新常态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在绷得不紧的宏观环境下，我们才有可能着手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现象，实质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系列制度与政策创新。建议修改统计方法，将企业在环保、治污、生态修复等领域的投入尽统计为国民产出，以期提供正向激励。此外，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制度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新常态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过去相当长时期，由于过于追求速度并因而高度依赖投资，造成了资本所有者在经济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致使利润占国民收入中比重过高，与此对应的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占比过低以及劳动者社会流动性不足。这种收入分配不公格局若长期持续，容易导致两极分化，致使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固化。

　　放眼全球，新常态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已进入一个“改革竞争期”。那些对改革的紧迫性、艰巨性及其多样化内容认识得最深刻、策略最完备、决心最大、效果最明显的国家，将会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抢占先机。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依法治国的决定，正是这样一个率领中国人民进行新一轮改革、实现中国梦的成熟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