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 佳

　　千呼万唤始出来，存款保险制度落地在即。

　　11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存款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央行官网对存款保险作出定义:所谓存款保险，是指存款银行缴纳保费形成存款保险基金，当个别存款银行经营出现问题时，使用存款保险基金依照规定对存款人进行及时偿付。目前，全球已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央行官网称该制度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照征求意见稿，中国存款保险将实行限额偿付，最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超过50万元的部分，从该存款银行清算财产中受偿。央行根据其2013年底的存款数据进行了测算，这一存款保险限额可覆盖99.63%的存款人的全部存款。

　　这两天，对存款保险制度优势的谈论不绝于耳，这里只谈一点。存款保险制度将存款的政府信用隐形担保显性化为保险机构承担，这不仅利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加速政府信用退出市场领域的步伐，对银行业而言也是一次确定存款担保成本边界的尝试。

　　政府隐性担保实质是一种全额保险，银行不必支付保险费用，看起来银行似乎更应欣然接受，但其实政府隐性担保亦有不菲成本。曾有农商行机构反映，不良贷款压力上升时，地方政府常会主动提出为银行核销不良贷款，背后的逻辑是政府以自身信用为银行“减压”，未来银行需在地方政府项目融资等方面开一扇门。类似逻辑在存款隐形担保领域也存在，而存款保险制度的确立，将银行增信成本显性化、阳光化。

　　当然，在市场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有舆论表达了担忧，认为保险为商业银行的风险埋单，会助长后者的道德风险，银行在风险管理上会更激进。如何认识这种担忧，需从存款保险制度本身的设计来看。

　　从其他国家推行存款保险的经验看，存款保险机构被赋予监管权、让其介入事前监管，是降低监管成本和银行风险的重要配套举措。

　　例如，在美国存款保险制度中，FDI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拥有强大的监管职能，FDIC是州非联储成员银行的主监管者，也是所有参加存款保险的银行与储贷机构的辅助性监管者。不仅参加存款保险须由FDIC审定符合条件才能参保，甚至银行增设与合并也必须经FDIC同意。FDIC还要对美联储和货币监理局的检查报告作选择性复查，发现问题后，FDIC拥有强大的处罚权，可责令银行停业，并有权对破产银行进行处理。得益于此，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几十家大型银行倒闭，但并未形成系统性挤兑风潮。

　　相比而言，日本的金融安全网中，最后贷款人角色由日本央行担任，银行监管由日本金融厅负责，存款保险机构只负责破产银行清算与存款保险两大职能。这造成事前监督的缺乏，存款保险制度未能让日本避免泡沫经济破灭后的银行危机。

　　历次金融危机表明，相比金融风险的传导性，任何行政监管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覆盖金融机构运作的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中国分业监管的金融管理体制面对金融混业经营的大趋势，更是如此，尤其事前监管，常常陷入被动。因此，有必要利用市场化金融工具和机构，剥离部分监管权能，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从本次征求意见稿中看，存款保险将对不同银行实行差别费率。意见稿称，投保机构未按照规定报送信息、资料或者报送虚假的信息、资料，由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存款保险机构予以记录并作为调整该投保机构的适用费率的依据。这表明，未来差别费率的决定权在存款保险机构。差别费率实质上是一种变相信用评级，存款机构就具备了利用保险工具进行风险评价的管理功能。

　　征求意见稿还称，存款保险机构可“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采取早期纠正措施和风险处置措施”。这一表述表明，存款保险机构可能具备一定监管色彩，但并不具体，未来的正式文件中需加以明确。

　　只有赋予存款保险机构一定监管权能，才能保证存款保险机构充分掌握银行信息和动态，填补现有监管体系难以到达的事前监管缺憾，消灭银行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也是如此，政府信用也能更顺利地退出市场领域，真正走出银行业“大而不能倒”的困境，从而建立起更加有效而且健康的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