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程喆

　　自今年7月起，公安部部署了代号为“猎狐2014”的行动，开展为期半年的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今天，已到了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主动自首以换取从轻处罚的最后期限。“猎狐2014”行动的成果有目共睹，但更应看到，类似的行动毕竟不是长效机制，追逃追赃最终还是需要国际社会在制度、行动各个层面的合作。近期北京APEC会议上通过的《北京反腐宣言》，就有望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将“猎狐”成果制度化。

　　截至11月18日，在“猎狐2014”行动开展的4个月间，公安部门已先后抓获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288名，其中有126名犯罪嫌疑人系投案自首。在这些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中，从美国、加拿大、日本、比利时等发达国家抓获的有84名。

　　逃亡境外的犯罪嫌疑人，要么是打算等待国内“风声”过去，要么是打算直接在异国开始新的生活。由于这些嫌疑人身份不同，有官员、富豪，也有一般的公务员或者公司职员，他们会选择不同的逃亡地。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介绍，案值大、身份高的外逃官员往往愿意选择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欧等未与我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认为那里更安全；有些贪官则喜欢选择中国香港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一些太平洋岛国，作为出逃第一站。他们以这些地方为跳板，获取假身份后再前往第三地。

　　经济犯罪嫌疑人逃往境外后，追逃工作虽不能说束手无策，但也是困难重重。今年8月，《中国日报》称，目前有150多名中国经济逃犯在美国逍遥法外，其中许多是贪官或涉嫌贪腐人员。但来自公安部的数据表明，过去10年来，仅有2人被抓捕回国并受审。

　　追捕的困难主要来自引渡条约。中美之间没有引渡条约，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可能无法逮捕那些在中国已经触犯法律的罪犯。《法制晚报》举例称，如果一名妇女在有的国家违反了“妇女禁止驾驶汽车”的禁令，并逃往美国，美国并不会引渡她，因为她这样的行为在美国并不被认定为是“犯罪”。甚至于在美国的法律下，嫌犯有权利依据法律拒绝引渡。此外，只要经济犯罪嫌疑人能够合法地移民至美国，资金也能够合法转移出国，美国当局并不能逮捕他们。除非他们在签证问题上作假，或者能证明他们非法转移赃款。但是，对违法所得的证据认定也存在难点。

　　近日，齐鲁晚报网刊登了一篇名为《香港四季酒店成大陆富豪滞留地》的文章。公众开始知晓，有些和涉腐官员关系较好的富豪，或是涉嫌经济犯罪的企业老板，都喜欢“逃往”香港四季酒店。在四季酒店，他们在回避有关部门的调查和问话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圈子获得有助于了解自己案件进展的信息——不少消息灵通人士都聚集于此。而且在富豪心中，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更为安全。有些人的公司仍在经营，管理层到香港汇报工作也更为方便。更为现实的是，不少富豪们英文并不好，在普通话仍可作为重要语言的香港，他们更易维持日常生活和交际。显然，香港也成了一些经济犯罪嫌疑人暂避风险的一个港湾。

　　但这些人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难过。11月8日，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下称《宣言》）。《宣言》提出，建立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ACT-NET)并设立秘书处，开展对腐败、贿赂、洗钱和非法贸易犯罪的调查，同时及时分享信息。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表示，《宣言》的通过，有望让中国和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APEC成员在引渡条约、司法协助、反洗钱等领域的谈判加速。参加APEC北京会议的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唐国强说，此次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参与宣言的签署释放出一个信号，即整个亚太地区将携手反腐败、反贿赂，并为之出台具体措施，这让一些海外的“反腐盲点”亮了起来。如果反腐宣言落实，过去容易成为出逃“跳板”的东南亚国家和太平洋岛国将会成为“断崖”。

　　不过，从治理效果来看，如果不能签订有效的协定、形成制度，短期打击还是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的。跨境追逃涉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司法制度等难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沟通协调，而类似“猎狐行动”这样的大规模行动也并非长效机制。正如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所说：“追逃追赃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特别是外逃贪官所在国的支持，此次《宣言》有利于将‘猎狐’成果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