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有关资本主义的相关研究著作不胜枚举。中信出版社近期引进的《资本主义大变形》一书，是其中引起激辩的一种。该书作者斯托克曼曾任里根政府的预算管理办公室主任，后转往华尔街做了20多年投资银行家，在衰败的底特律汽车业杠杆收购中负债破产，被控欺诈而遭起诉，但未被定罪。这样一位既有美国政府财政管理经验又有着华尔街跌宕起伏的淘金经历的作者，其对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剖析，其中或有独特之处。

　　1 违背财政纪律酿造苦酒

　　斯托克曼的观点确实颇为独特和鲜明。他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已经陷入大变形，自由市场经济和繁荣已经危在旦夕。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已经沦为权贵资本主义和金钱政治的工具，被集权政策的观念所束缚。其经济政策的三驾马车——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理论——都有着集权政策的气息。华盛顿和华尔街互相勾结，沆瀣一气，其结果就是利率机制作为金融市场可靠的价格信号已然失效，华尔街变成了赌场，美联储肆无忌惮地实施零利率政策，无情压榨储户的血汗，导致全球大宗商品泡沫越吹越大。

　　他认为，2008年9月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时，华盛顿不应动用援助基金来拯救华尔街。华尔街危机并不需要采取超发货币、财政赤字和救助方案等破坏财政纪律的解救措施。这次危机是过去几十年中华盛顿违背财政纪律而累积导致——未经国会拨款的战争、盲目减税、扩张福利国家，腐蚀了美国的经济制度，酿造了最终的苦酒。

　　斯托克曼认为，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资本主义遭受着双重危机，已经堕落为权贵资本主义。在公共管理方面，国家正处于政治无能和财政崩溃的边缘；在私营企业方面，经济演变成投机赌博，财富被少数人掌控。权贵资本主义体制动摇了美国的根基，摧毁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

　　2 如何治愈大变形？

　　如何治愈大变形？斯托克曼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建议。比如，重建央行和稳健货币、废除存款保险制度。还可以通过综合性修正案改革执政任期：将总统和参众两院国会议员的任期设定为六年；废除总统选举团制度，实行一人一票；联邦竞选的资金严格从公共财政划拨，禁止使用私人献金；联邦政府官员不得参与游说活动。他认为，综合性修正案将使国家摆脱统治阶层的控制，弱化党派政治的力量。

　　斯托克曼的政策建议还包括：结束宏观经济管理，把国家与自由市场分开，让消费者、生产者、储户和投资者通过自由市场来决定各种经济指标；解散进行经济干预和集权管制的联邦机构——能源部、教育部、劳工部、农业部、住房和发展部，等等；建立以现金支付为基础的最低社会保障体系，取消最低工资标准，防止福利滥用。

　　斯托克曼指出，治愈大变形的最好疗法，是回归稳健货币和财政公平的政策原则。国家不必管理经济周期，不要用刺激增长和就业的措施推动自由市场的发展，也不应实施普惠制的社会保险福利。国家仅需承担基本的人道主义关怀之职责，成为最底层人民的受托人，致力于维护健全、公平、有效的最低社会保障体系即可。

　　斯托克曼的政策建议复杂、激进，美国左右政治阵营对其毁誉皆有，有时还难以政治谱系分界。他的基本立场偏于保守派的自由放任主义，比如对于联邦政府的集权政策和经济干预的抨击，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和“小政府”的推崇，都是保守派的惯常政纲。但是，他强调增税，主张削减国防预算、维持军事保守主义，又与保守派中注重国防、强调安全的立场相左。而他一些颇似“茶党”民粹立场的提议，比如对于类金本位制度的钟情，则颇遭讥讽。有评论者认为，斯托克曼对于左翼来说，看着像是“敌人的敌人”，但却并非“朋友”。（格拉汉姆）誉之者称其揭穿了里根保守主义的神话；雄辩中包含了大量知识；是多年来对金融制度历史叙述最充分的书籍之一。自由左翼论者对其主张最低福利保障、鼓吹自由市场、夸大联邦政府“毁灭美国”之类的说辞，则毫无好感，指斥其人是“脾气恶劣的老家伙”，其著“唾沫横飞”，其经济前景分析和政策建议纯属“夸大其词”“虚无主义”“疯言疯语”。（克鲁格曼；伯恩斯坦；欧文）美国的左右对立之激烈，看来在在皆是，同样是“恶言恶声”，不遑多让。

　　3 向左？向右？

　　美国左右政治阵营在剖析2008年金融危机时关于集权与分权、干预与放任的立场对立、政纲攻讦，并不限于斯托克曼此著，众多著述同样见解分歧。比如，斯蒂格利茨等人在检讨2008年金融危机时认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极端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对于金融危机的形成难辞其咎。要恢复对金融系统的信心，政府对金融实施更周密的监管措施非常必要。（斯蒂格利茨等《看得见的手：我们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什么》）

　　而右翼论者，比如美国两届总统候选人史蒂夫·福布斯，如同斯托克曼一样，激烈抨击“大政府”，认为“大政府”助长了美国的裙带资本主义，破坏了自由市场，并直接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铸美国自由市场的灵魂：道德的自由市场与不道德的大政府》）

　　艾萨克的立场也颇为接近斯托克曼的观点，认为华盛顿救助“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是“无谓的恐慌”。（《无谓的恐慌：华盛顿如何毁了美国》）作为最权威的银行监管人士之一，艾萨克的观点值得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危机中，他是时任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席，负有救助之责。当时3000多家银行和储蓄机构破产，但民众并未失去信心。艾萨克认为，2008年的危机是由于保尔森的失误，盲目进行救助而将危机转变为恐慌。

　　另外，有人则在左右立场之间进行中庸的调和。比如美国学者法默力图表明，我们需要放弃——而不是像斯托克曼那样决绝地选择——在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选边”，才能挽救经济。（《经济：向左还是向右》）

　　4 如何改变“全球承袭制”？

　　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探讨，法国经济学者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观点值得关注。他认为，2007-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未重复1929年“大萧条”的惨景，一个重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央行采取了应对措施，创造了必要的流动性，阻止了金融系统的崩溃。但是，当时的实用主义措施并未真正解决制造危机的结构性问题，比如金融监管废弛、金融透明度极度缺乏、贫富差距的扩大等。2008年的危机是在21世纪爆发的首场 “全球承袭制资本主义”危机，但不会是最后一场。

　　“全球承袭制资本主义”是皮凯蒂此著中的重要概念。他利用法、英、美、德等发达国家关于收入和财富记录的新史料，对于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制度下收入和财富变化的动态过程进行了探索。他发现，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现象逐渐扩大，我们退回了“全球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最富有的那些人不是通过劳动创造了收入，而是通过继承变得越来越富有。

　　他指出，资本主义财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收益率(r)长期内高于经济增长率（g）（r>g，皮凯蒂称之为“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导致财富分配差距日益增大。而要消除全球范围内的财富不平等，他倡议在全球范围内对富人征收累进资本税，增加金融透明度和全球信息共享，以便维护经济公平，捍卫民主制度及其根基性的正义理念。

　　皮凯蒂乐观地展望，民主制度可以通过审慎的政治辩论——而不是通过暴力征收——来实行累进资本税，把财富置于民主监督之下，重新控制资本主义，确保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同时保持经济开放和自由竞争。要达到这一目标，则需要更多、更深入的区域政治一体化和全球协作。

　　尽管全球累进资本税的征收可能是遥遥无期的“书生愿景”，欧盟的深度区域政治一体化实验步履蹒跚，全球化也不时遭到反制力量的冲击，但是，抑制资本主义“根本性不平等”的破坏力，消弭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协调、平衡效率与公平、干预与放任、集权与分权、自由与责任等此消彼长的复杂关系，是当今政治经济论辩的题中应有之义。斯托克曼和皮凯蒂的著作，虽然都未必达致确凿的结论，但它们所开启的探讨、辩论和对话的空间，或许更为重要、更富启发。

　　□刘军（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