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经历了长达数年的低迷之后，中国股市终于迎来久违的震荡反弹、人气重聚。但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操纵现象再度沉渣泛起。

　　今天的中国股市，无论是市场环境，还是制度环境，都与“混沌初开”的早年岁月不可同日而语。缘何“庄股”依旧魅影重重？从未放弃过打击“坐庄”行为的监管者，该如何斩断伸向市场的“操纵黑手”？

　　监管新挑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伴随股市的渐趋活跃，异动此起彼伏，“操纵”之手若隐若现。

　　与老“庄股时代”相比，今天的股市制度更严密、监管更严格、执法更严厉，然而操纵行为依然屡现。是市场参与者变聪明了，还是制度体系、执法手段在应对市场变化时滞后了？

　　“不可否认，证监会对股市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从未放松。尤其是近两年来，无论是监管理念转型，还是稽查队伍扩充，都透露出了执法力度加大的信号。”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远忠说。

　　“金融执法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张远忠看来，以“信息操纵”为核心的新型操纵，已经成为摆在监管层面前的新难题。而其“难”，主要体现在定性和取证上。

　　在华鑫证券投资总监仇彦英看来，与境外成熟市场相比，A股市场更易出现股价的短期剧烈波动。但是，不宜轻易将市场中出现的股价异常上涨，归结为股价操纵或者“庄股”。

　　“从法律角度而言，基于股价上涨预期而进行的投机性炒作无可厚非。若的确存在股价操纵和内幕交易等问题，则有赖严刑峻法予以惩处。”上海市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副会长宋一欣律师说。

　　游走在“合法”与“违法”之间，正是新型操纵定性难、取证难的主要原因。

　　目前，我国证券法明确定义了三种形式的市场操纵：单独或者合谋，集合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此外，还设置了“以其他手段操纵证券市场”的兜底条款。

　　“我国股市当前出现的新型操纵行为，都可囊括于其中。”张远忠说，问题在于监管层的调查权力和执法手段有限，加上司法机关配合力度不足，使得打击操纵难度较大。

　　与老“庄股时代”利用多个账户“吸筹、对倒交易、拉抬股价”的操作手法不同，围绕信息进行的新型操纵，更分散更隐蔽，从而往往成为监管的“盲点”。

　　操纵横行探因：市场仍存薄弱环节

　　庄股再度活跃的原因何在？对此，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认为，我国股市以散户为主的投资者结构，是导致操纵横行的首要原因，散户众多给坐庄提供了肥沃土壤。

　　目前，我国股市的参与主体是中小投资者，在资金、信息、专业能力上都处于劣势的他们，正是“庄家”猎杀的对象。

　　“‘庄家’选股一般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盘子小、易操纵，一个是股东中机构少，因为散户容易盲从。”一位接近“庄家”的人士告诉记者。

　　制度缺失是操纵横行的第二大原因。

　　记者调研发现，去年以来，最容易出现“信息操纵”的股票就是并购重组概念股。并购重组活跃的背后，确实有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真实需要，但就市场层面而言，新股发行渠道不畅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并购重组的迅速升温。

　　“新股发行节奏处于严格管控中，无论是拟上市公司、还是中介机构，都有巨大的动力去进行资产重组，这也让很多操纵者有了浑水摸鱼的机会。”李大霄说。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杨剑波认为，做空机制缺乏，以及现有做空工具单一，也是助长“坐庄”复燃的因素之一。“如果有反向操作工具，操纵者就不敢不顾基本面一味‘做多’，因为会有‘明白人’反向操作盈利。”

　　监管缺位是操纵横行的第三大原因。

　　“信息操纵”的核心在于信息。五花八门的上市公司公告，抑或借助论坛、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传播的小道消息，导致股价异常的这些信息，其披露内容、形式、时点是否符合“三公”原则？

　　在“永泰能源”的案例中，公司第一时间披露的仅仅是探明2000亿立方米页岩气储量可能给公司带来的资产增值，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实现可能性、难度以及风险的告知义务。这样的“选择性”信息披露充斥市场，不仅监管机构难以悉数察觉，更让无数中小投资者迷了眼、动了心。

　　此外，执法能力不足也成为导致操纵横行的因素之一。李大霄表示，坐庄等股价操纵有了新形式，甚至演变成为监管层“不管不行，管又难有证据”的新难题，这使股市存在根据需要周期性执法和选择性执法的现象，执法力度不够必然减弱法律效应。

　　“对症下药”：制度与法治并进

　　投资者结构不合理，供求失衡，制度缺失，已然成为“庄股”沉渣泛起的根源。面对“庄股”之祸，如何斩断其“操纵”之手？面对操纵病症，如何“对症下药”？

　　“根治‘庄股之祸’，是一个系统工程。”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席经济学家胡汝银认为，首先需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率，让市场能够在公平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从这个角度而言，“第一味药”应该是改变当下政企不分的现状，改变政府在银行贷款、税收政策、财政补贴，特别是并购重组等方面过度介入导致的上市公司业绩扭曲。

　　其次是完善供求关系。“第二味药”针对供应端，即加快推进注册制改革，放松对IPO的管制，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发行，由拟上市公司和承销商自主决定发行时机、发行价格和发行规模。“第三味药”针对需求端，即通过引入养老金、住房公积金、保险资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优化A股市场投资者结构，改变其“散户化”的特征。

　　“股票市场发行达到一定规模，将改变目前供需失衡的状况。只有‘开前门、堵后门’，才能降低目前畸高的壳资源价格，才能解决由投资者非理性行为模式导致的‘新庄股’问题。”胡汝银说。

　　而在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鲁桂华看来，股市之所以形成不健康的“食物链条”，主要原因在于存在大量易被欺诈的散户。若投资者具有等量的资金实力和专业能力，机构势均力敌就能形成平衡。

　　完善做空机制，同样是治理市场操纵“药方”中必不可少的组成。杨剑波等专家和多位市场人士呼吁，应尽快改变沪深300股指期货“一枝独秀”的现状，针对波动率更高的中小板和创业板推出股指期货，利用其价格发现功能减少操纵行为发生的几率。

　　除了市场运行机制本身，法律层面同样需要“对症下药”。专家认为，面对纷纷涌现的各类新型操纵的挑战，应借鉴美国等成熟市场的经验，建立举证倒置的法律制度。

　　“当监管层发现股价异动、成交量放大等市场操纵的要素，而对某些投资行为产生怀疑时，投资者必须证明自己买卖这只股票的合理动机。”张远忠说。

　　加大惩罚力度，被视为打击新型操纵行为的另一剂“猛药”。“重典的存在，使人们不敢轻易违法，改变为非作歹者的贪念。”鲁桂华说。

　　在此基础上，专家呼吁建立集体诉讼制度，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让其成为市场操纵等违法行为的监督者。

　　对于年轻的中国股市而言，彻底斩断“庄股黑手”或并非易事。但人们有理由期待，伴随监管与执法的不断成熟，“庄股”沉渣泛起的病根将最终消除，还股民一个公平高效、健康理性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