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深圳11月21日电（记者 冯璐）30多年前，深圳只是一个土地有限、资源匮乏的边陲小镇，没有全国最好的高校，也没有高级别的科研院所，但凭借科技政策与产业、土地、金融、人才等政策的有机衔接，深圳不仅打破要素成本制约，还构建起多要素联动的综合创新生态体系，蜕变成世界瞩目的创新“梦工厂”。

　　顶层设计聚合创新要素

　　深圳聚合创新要素的新一轮战略转变始于6年前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深圳率先制定互联网等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通过产业投资基金搭建资本进入实验室的桥梁，辅以“孔雀计划”招揽海外高层次人才，在多重要素聚合的综合创新生态体系下，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接替传统制造业挑起大梁，目前对经济贡献率超过50％，而土地对财政的贡献降为一成。

　　有了产业创新谋划，还要有知识产权制度“保驾护航”。为鼓励创新，深圳制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若干规定》，设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资金，成立“三合一”的知识产权法庭，全方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就是在这样尊重创新的环境下，深圳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十年居全国之首，今年上半年申请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

　　“去年贷款1000万元，全部由政府贴息，等于零成本，企业资金很快顺利周转。”深圳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张晓峰说，这是深圳为科技创新输入“金融血液”的一个缩影。深圳去年研发投入占ＧＤＰ的比重高达4％，通过贷款贴息、天使投资引导、科技保险、股权投资等资助方式，深圳科技创新形成了全链条的融资体系。

　　“‘综合创新生态体系’是包括观念、文化、科技、金融等多方面、多层次、多要素的联动创新体系。”深圳市市长许勤说，聚合跨界要素，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无意识的市场行为的集聚，与政府指导下发挥市场作用集聚，后者作用更大，效率更高。

　　市场主体焕发创新活力

　　在刚刚闭幕的第十六届高交会上，全球各地的科技翘楚、投资巨头、创客一族和3000多家参展企业等齐聚深圳，构成了“政产学研资用”的创新大舞台，也为众多深圳科技企业提供了丰沃的创新土壤。

　　早在16年前的首届高交会上，腾讯的马化腾差点要卖掉的一款中文ＩＣＱ软件，获得了22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最终成为市值过千亿美元的国际互联网巨头；“闪存盘之父”邓国顺带着他发明的闪存盘样品来到高交会现场，赢得第一笔海外风险投资，如今“朗科”已在创业板成功上市。

　　在深圳的创新传统中，腾讯、朗科等企业是绝对的“主角”。这个从小渔村脱胎而来的城市里，90％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科研投入源于企业，90％的专利出自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

　　企业创新自然离不开市场驱动。2013年，由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深圳企业一体医疗公司花费三年研制的亚洲首台超声肝硬化诊断仪正式上市，迄今已收获近200台订单，“在深圳，科研成果不是躺在实验室里睡大觉，而是迅速应用于产业。”中科院深圳先进院院长樊建平说。这只是科研与市场融合的一朵小浪花，华大基因研究院、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等一批深圳科研“排头兵”，均在市场基因的嫁接中“如鱼得水”，成了具有“深圳特色”的创新集成地。

　　国际视野拓展创新格局

　　从西门子、韩国三星通信设备研究院、ＳＫ电讯大中华区生命健康事业总部等跨国公司研发机构落户深圳，到华为、中兴、迈瑞、比亚迪等深圳企业在国外布局研发网络，再到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深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等“深港创新圈”的形成，深圳的创新生态体系在不断丰富中走向世界。

　　“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科技创新能力竞争，让企业代表产业、代表国家在全球竞争格局中占领一席之地。”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思康说，深圳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分工体系，引入国际化创新资源，增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科技资源的能力。

　　放格局已经为深圳聚合众多优势创新资源。据统计，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累计引进34个国家和地区的56家境外科技商务机构入驻；华为、中兴分别建立16个和18个全球研发中心；香港在深圳设立的各类科研机构也有43家，累计研发项目超过4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