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1月22日电（记者张建）“时间都去哪儿了？”对于在北京一家ＩＴ企业工作的张祥来说，他的时间很多都在单位和路上。由于还没有买房，他工作在东直门附近，住的却是北京西北五环附近，每天要换四趟地铁，花费很长时间。

　　“单位经常加班，离住的地方还远，脑子里经常想的是写程序。我回家基本上倒头就睡，根本没有时间看电视，更别说谈女朋友了。”至今单身的张祥说。

　　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的路上，像张祥这样的在中国大城市非常普遍。北京师范大学22日发布的《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显示，“舟车劳顿”已经成为中国大城市人群每天都要经历的事情。其中，北京通勤时间最长，达到97分钟。

　　除北京外，广州、上海、深圳等城市也是通勤时间较长的城市，平均每天上下班（往返）时间接近或者已经超过90分钟。同时，天津、南京、沈阳、重庆等城市就业者每天的通勤时间均超过了65分钟。交通拥堵以及郊区居住，市内工作都是通勤时间长的原因。

　　报告指出，过度加班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虽然中国工时制度与世界已经接轨，但加班现象仍然严重，九成行业周工时超过40个小时，过半数行业每周要加班4个小时以上。

　　事实上，在中国，每隔一段时间，关于加班如何算工资、某某英年早逝、落实带薪休假等就会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劳动者并不能得到加班费。

　　深圳联润达商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义说：“我有一个外号叫小蜜蜂，小蜜蜂啊，飞啊飞，一年飞很长的时间，个人机票就要20万，很多都是被动加班。”

　　就连传统上被认为比较清闲的公务员，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轻松。一些中央国家机关和基层的公务员坦言，他们时常自嘲现在的工作状态是“五加二”“白加黑”，加班费根本没有听说过，可谓是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两不误”。

　　报告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赖德胜介绍，目前，中国还存在男性“长工时”与女性“第二轮班”并存的现象。在加班群体中，男性是“主力”，平均周工作时间比女性高出约2小时。“然而，在经济下行期，上述这种差异会有所扩大，女性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一旦冲击来临，首当其冲。”

　　“第二轮班”是指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的女性不仅和男性一样承担有酬劳动，还要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的现象。随着中国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很多女性参与社会活动，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禁锢使得“第二轮班”现象普遍。可喜的是，“第二轮班”问题在中国一些大城市正在削弱。报告显示，北京、上海男人最顾家，顾家系数超过了4．0，在工作日劳动时间长，且在休息日会主动承担家务劳动。

　　赖德胜认为，中国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必须进一步缩短工作时间，这有利于扩大就业数量和提升就业质量，有利于劳动者身心健康和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有利于加快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乔尚奎表示，过去的中国高速发展靠人口红利，靠的是人们的过度劳动。如今，适应经济新常态，就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多的依靠开发人力资本，合理确定科学劳动工时，并让带薪休假制度得到真正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