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停稳后，电影中的救援场景并未出现。让一些乘客感到寒心的是，“所有的人都奔着出现了故障的飞机转，没有一个人关心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怎么样。”

　　2014年11月10日20点左右，当姚斌一脚踏进南方航空公司CZ3739航班机舱的时候，他觉得“挺幸运”。因为他经常坐的这个从珠海回北京的航班，以前都是波音737，今天头一回改成了更大的空客A330。“大就意味着安全。”这个刚从澳门赌场胜利归来的北京人这样想。

　　意外总是难免的。按照南航的说法，这架飞机起飞不久“遭遇鸟击”，致使飞行途中产生故障，最后在广州白云机场紧急备降，机上二百多名乘客均安然无恙。

　　记者试图寻找机组成员和乘客还原事件的来龙去脉，但在南航方面，从机长到乘务员都婉拒了采访请求。围绕着这趟航班的是“南航航班遭鸟击”、“二百多乘客绝望中安静”、“淡定机长受热捧”。而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乘客眼中，这一切并非这趟“惊魂之旅”的全部。

　　“妈妈，赶紧给我捂上！”

　　CZ3739开始滑出珠海金湾机场的跑道，姚斌特意看了看表：20点40分，还算准点：仅仅比预定起飞时间推迟了15分钟。

　　同样来自北京的团队建设培训师李军，坐在左侧机翼靠前的位置。由于还未从当天在澳门蹦极的兴奋中抽身，他一直毫无倦意。飞机直奔万米高空，刚进机舱时小孩此起彼伏的哭闹声渐渐消失了，机舱灯光也暗了下来，李军决定眯一会儿。

　　“砰”的一声巨响，把李军从睡梦中惊醒。睁开眼看到的一幕，让这个极限运动爱好者平生第一次有一种濒临死亡之感。一股呛鼻的浓雾正源源不断地从他左侧的排风口往外喷，在阅读灯强光的照射下显得特别扎眼，“有种烧焦的味道。这时是21点05分。”许多天之后，李军仍然记得那个气味和时间。

　　让李军感到更为害怕的是，飞机开始持续地颠簸，就“像在石子路上开拖拉机”，“跟碰到气流完全不一样，气流颠两下就没事，这个是一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是这样。”事发6天后的一个晚上，为了向南方周末记者说明那种颠簸有多么可怖，李军抄起咖啡馆的一个瓷制烟灰缸，猛烈而持续地敲击着玻璃桌面。

　　李军用余光扫了下机舱，安静得有些出奇，“一个个像丢了魂似的，都吓傻了”。但手却没闲着，有的人正主动打开遮光板，有的翻出了以前从来不看的救生指南。比如挨着他的陈萍。

　　陈萍是北京某街道办办事员。和这趟飞机上的大多数人一样，陈萍因为北京举办APEC会议放假，带着家人到南方度假，但11月11日要上班，她和两岁的女儿得提前回来，老公和父亲继续留在澳门玩。

　　陈萍回忆，她大脑当时一片空白，她看到，浓烟弥漫的时候，舱内的灯光和电视全都黑了。她很期待空姐能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但平常遇到气流时空姐安抚人心的广播并没有及时出现，她喊了两嗓子“服务员，服务员”，没有等来回音，等来的却是女儿看到了浓烟之后的哭喊声：“妈妈，赶紧给我捂上！”

　　她第一个念头就是看救生指南，想着怎么给女儿穿救生衣，但是后来转念一想，下边应该是大海，她和女儿都不会游泳，穿了救生衣也未必能保命，她忽然想起了马航那架掉到海里的飞机，越想越绝望。

　　“刚有了点儿钱，就又没了”

　　“左边发动机着火了，还在烧。”大约两三分钟后，一个男低音从陈萍的左后方传来，她这才发现，事情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严重。她把女儿紧紧地搂在怀里，身体缩成了一团。

　　发动机着火的消息在乘客中传开后，坐在高端经济舱的私企商人王阳明注意到几乎所有人都把头齐刷刷扭向窗外，他也看了一眼，但他位于机翼的前端，除了茫茫黑夜，他什么都没看见。这时候，机舱里的哭声再次此起彼伏。王阳明记得，事实上，从那以后一直到飞机落地的30分钟里，在机舱里只听到一种声音：哭声。

　　王阳明也算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他没有哭，那一刻首先想起的还是孩子和老人。人到中年的王阳明，是家里的顶梁柱，孩子刚上大一，就在不久前，王阳明刚找了些朋友帮孩子捋顺在学校的关系。“自己要是挂了，（孩子）以后肯定要走不少弯路。”他这样想着，“老父亲体弱多病，以后谁来照顾？”

　　大概21点15分，也就是在左侧发动机着火10分钟后，王阳明听到广播里传来了空姐的声音：“各位旅客，正如您所感受到的，我们的这次飞行跟以往有些不同，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在王阳明的记忆中，话是颤巍巍地说完的，带着哭腔。这个本来安抚人心的话让王阳明既紧张又愤怒。“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航空公司太操蛋了，第二天就是珠海航展开幕，北京还在开APEC，万一掉海里了，中国会很丢脸。”

　　姚斌的感受跟王阳明一样，在普通经济舱里听到的空姐的声音也是“磕磕巴巴，很紧张的样子”。姚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肯定完了。

　　“当时就觉得点儿也太背了吧，刚有了点儿钱，就又没了。”姚斌回忆说。

　　几个月前，姚斌在东城胡同里的祖宅被开发商相中了，给的补偿还不错：两套郊区一点的商品房外加五百万现金。他觉得以前靠低保和房租过活的苦日子算是到头了。

　　姚斌喜欢玩百家乐，补偿款到手后，他每个月去一趟澳门，这次是第三次，运气不错，挣了6万多港币。

　　姚斌回忆，他当时最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死和家人，而是这6万块钱，和存有拆迁补偿款的银行卡。在他的理解里，如果人和卡都没了，钱就会被充公，归国家。“钱充了公，我老婆下半辈子怎么活呢？”

　　“我们就像动画片里的主角”

　　发动机的火苗已经灭了，烟雾也不再弥漫，但颠簸得跟刚开始一样剧烈。姚斌有一种在等死的感觉，他幻想着有人能打开紧急通道，然后每个人发一个降落伞，他一定敢跳下去。

　　后来在乘客的聚会上，李军听几个佛教徒说，他们是靠念着佛经度过最难熬的30分钟。陈萍不信教，但是这个时候，她开始对上帝喃喃自语：“祈祷上天保佑，我们家女儿平平安安……”

　　陈萍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个时候的机舱就像是一个临时性的教堂，每个人无助得只剩下祈祷。有的是对着上帝，有的是对着飞机。彭宇坐在右侧机翼后方位置，他一直目不转睛地对着尚在运转中的右侧发动机不停地祈祷：“千万别停，千万别停，赶快降落，赶快降落。”

　　彭宇的身后坐着一家四口，他听到那个小女孩对三个大人说：“我还没结婚呢！不能死。这飞机要是完了，我们就家破人亡了。咱家的房子和车都给我大姨……”

　　颠簸并没有停止的迹象，陈萍被颠得已经分不清飞机是在上升还是下降，直到听到广播里传来这样的声音：“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有多年的驾驶经验，请各位放心，本人经过严格的训练，有能力控制好飞机，并确保在10分钟后在广州白云机场备降。”

　　陈萍看了下表，大概21点30分。听了机长的话，陈萍心里稍微缓和了一点，但还是没底：万一飞机着陆没着陆好，爆炸了怎么办？姚斌也有点不信，他问坐在靠近窗口的一位女士：“外边有亮光吗？”“没有。”女士有气无力地回他。

　　大约过了五分钟，那位女士突然笑着说：“有了，有了。”姚斌朝窗外望去，广州夜空的灯火正在一点点逼近，而且越来越亮。姚斌说，那一瞬间，他的心才踏实。

　　飞机“轰”的一声落地了，原本被哭声笼罩的机舱里爆发出一阵掌声，姚斌长舒一口气，赶紧给老婆挂了电话，他看到有两口子抱在一起，有一家三口在抱头痛哭。出机舱口，姚斌听到很多乘客在对空姐道谢，而以往，姚斌都是只看到空姐不停地对乘客说“谢谢”，大多数乘客连头都懒得抬。

　　走下舷梯的时候，李军发现手心全是汗，他听到一个小女孩跟母亲说，“我们就像动画片里的主角一样，因为他们甭管多危险都不会死。”

　　“为的是不给祖国添堵”

　　飞机停在修理库旁边，李军期待中电影里的救援场景并没有出现。除了几辆已经走远的消防车，他没有看到一辆救护车。几辆摆渡车在夜色中将他们拖往一个独立的候机室，李军没有料到，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新的考验。

　　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报道说，乘客们在广州机场遇到了一群极不专业的地勤，被安排在候机楼后，不仅没人告诉大家下一步要做什么，更没有任何人出面安抚一下这些惊魂未定的乘客。

　　王阳明回忆，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航空公司高层出面，跟他们道歉并解释飞机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出问题，他多次向航空公司提出请心理医生也无人答应。王阳明说：“我感到最寒心的是，所有的人都奔着出现了故障的飞机转，没有一个人关心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怎么样。”

　　二百多名乘客刚到候机大厅，一个地勤人员就给了他们两套方案：要么乘凌晨1点多的飞机回北京，要么办理退票，但是从第三方购买的除外。大多数乘客选择了乘坐凌晨1点的航班前往北京，只有二十多个人选择留下。

　　先走的人也有自己的难处，彭宇回忆，他当时也挺气愤，但自己耗不起，“孩子一路呕吐，第二天还要赶回去上班，尽管对再次上飞机很恐惧，但还是硬着头皮上了。”

　　留下的二十多人中有小孩，也有出来散心的患癌老人。他们和航空公司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诉求包括：不敢再坐南航飞机的，必须改签国航；不敢再坐飞机的，必须改签高铁；必须赔偿精神损失。但航空公司说，赔偿可以，只有200元，按照航班延误补偿。

　　李军回忆，11月11日早上不到7点，他们就被一一叫醒拉到机场。航空公司说他们必须赶上午最早的一班飞机，不然就要自己解决。

　　多位乘客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说，航空公司深夜给他们的承诺一样都没有兑现—热汤热饭的夜宵、改签其他公司的航班……谈判在机场继续，但有人已经坚持不住了。

　　“他们在闹着要赔偿，我也不差钱，就自己先走了。”姚斌说，他立刻去了广州，结果高铁票全卖光了，只有动车，坐了二十多个钟头才到北京。

　　乘客们决定跟航空公司妥协，但前提是必须转乘A380。在飞机上，一些乘客还是无法咽下这口气，他们想过很多的抗议方式，比如下飞机的时候坐在飞机上不下去，比如到民航总局门口拉横幅抗议，但是最终还是被其他乘客劝住了。“为的是不给祖国添堵，因为APEC还没结束。”王阳明说。

　　在北京机场，大家都留了微信，还建了个群，叫“浴火重生”，说以后一定要多聚。李军说，这既是为了庆祝劫后余生，也是为了这份在遭受二次伤害之后还能团结在一起的情义。

　　11月14日，周五的晚上，李军招呼了几个乘客去朝阳门一家小馆子喝酒，一共来了9个。那天大家聊得很尽兴，喝了两瓶二锅头和一瓶红酒，话题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飞机。李军这才发现，原来所有人在飞机上当时都想过，可能过不去了，就交在这儿了。

　　王阳明说，他再也不敢坐飞机了。陈萍到现在每天夜里还会做噩梦。没有到场的姚斌说，下个月他还会继续去澳门，高铁票已经买好。他们约定，在11月22日十月初一那天，去潭柘寺烧烧香，“甭管信不信，去拜一拜”。

　　此时，包房的电视里正播放着“最美机长”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