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市场目前普遍看淡中国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由2014年的7.3%稳步放缓至2020年的6.3%。目前，中国的GDP增长率已从2007年的14.2%趋缓至2014年第三季度的7.3%，同期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由4.8%下降至2%。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比前几年来得低，中国政府仍坚持没有实行大规模货币与财政刺激政策。

　　中国政府在一定意义上主动促使和控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泡沫已成为经济的重大的风险。产能过剩的问题也需通过抑制固定资产投资来解决。与2009年~2011年间27%的年增长率相比，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增长率在过去的两年里已下降至20%。与此同时，中国也正在通过反腐败运动提高官员的道德标准。综上所述，缓慢、稳定、可控的增长将是中国政府的长期策略。

　　据日内瓦全球经济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发达国家公共与私人债务总额已达到其GDP的272%。目前，去杠杆化的政策使经济增长放缓并降低了通胀，而且反通胀在2015年仍将持续。对此，普遍的对应政策为下调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以及购买债券以扩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日本于今年10月31日增加了购买政府债券的额度，从每年60兆~70兆日元增加至每年80兆日元，以求达到2%的通胀目标。美国的量化宽松金额已达GDP的23%，但似乎并未助于美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胀。

　　中国人民银行应该不会步上美联储和日本央行大规模宽松政策的后尘，因为中国政府不希望中国再次面临房地产价格飙升。为此，政府已花了三年时间尝试控制房价，也终于在这方面取得了些进展。自中国央行于今年9月30日正式宣布降低抵押贷款门槛，在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的房产销售已有起色。中国人民银行不会随着市场意愿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因为这只会导致房地产价格和地方政府债务的再度回升。

　　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适于当下的反通胀环境。在中国，反通胀是一种经济病症，而非病因。在中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甚至会加剧当前经济问题的根源——高额的债务负担和产能过剩。有趣的是，反通胀，甚至是通缩对于中国来说并不一定是件坏事。这是因为中国早该对其经济供给面洗牌，而一个反通胀/通缩环境有助于此过程。在1996年~2003年的反通胀及通缩时期，中国通过终止直接补贴并让国企完全承担损亏的方式使许多低效的国企倒闭。国企数量从1997年的26.2万降至2003年的14.6万。剩余国企的股本回报率（ROE）从1998年的0.4%飙升至2003年的6.7%。不过，自政府于2003年提高了国企出售与关闭的壁垒，股本回报率也就停止增长了。自那时以来，低效的国企就一直依靠银行信贷生存。反通胀极可能将于2015年加剧，导致经营环境更加艰难以及国企利润下滑。如同上世纪90年代末一样，这样的时期往往是淘汰关停低效国企的最好时机。

　　下一个挑战是如何在维持增长势头以及解决结构性改革问题所带来的短期阵痛之间取得平衡。定向宽松配合逐步放宽房地产限购政策支持了中国经济发展。通过灵活操作使用常设借贷便利(SLF)与中期借贷便利(MLF)，以及逐步注入流动性以降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央行将能妥善控制短期借款成本。出台这些政策是为了支持经济稳定发展，而非加速经济增长。中央的目标是在抑制信贷的同时确保GDP增长率有序减速。

　　中国有可能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展现重大决心克服困难完成多项改革的国家。其中包括：放开一些主要公用事业的价格管制、创建自贸区、通过修订预算法以授权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在有限制的条件下）、放宽独生子女政策、执行户籍制度改革、推出国企混合所有权等政策。中国下一步是巩固法律基础，这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要决定之一。在这些改革计划中，某些改革进度将比其他来得快，但是并非所有方面的改革在短期内都能取得较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改革过程中所拥有的强大改革意志与克服困难的决心。

　　2015年，市场信心将继续因GDP数据或其他高频数据偏低而受到打击。同时，采取财政与货币宽松政策的呼声也将提高。取得经济增长和结构性改革之间的平衡将是中国今后几年的主题。

　　即便在全球反通胀的环境下，中国将继续通过各项改革举措以提高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同时维持审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过，中国仍留有些回旋余地。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中国可通过利率回购以及常备借贷便利等弹性工具进行选择性货币宽松政策。另外，如果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中国仍可采用存款准备金和利率等传统性货币政策工具。

　　要面对经济泡沫并控制经济增长逐步放缓并非易事。就目前的进展来看，政府将继续维持现有政策。中国暂时没必要采取大规模宽松政策，且可能性不大。

　　（梁兆基：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师；卢明俐：星展银行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