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随录

　　文·丁 辉

　　我在“梦想”时是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比如我从来不会梦想有一天这个世界上不再有小偷。在我看来，小偷的职业比警察的职业还要古老，且势必与人类的历史相伴随。我的“梦想”只是有一天，小偷也有小偷的规矩，也有小偷的底线，古语所谓“盗亦有道”是也。

　　听说，一学者1980年代最后一次考研究生时，在去考场的公共汽车上不幸遭遇一窃贼。那时贼已得手，将一信封扒窃过去，而这位先生却丝毫没有知觉。他打开信封一看，却无分文，仅一张准考证而已。他也可以悄然下车，将那张薄纸一揉一扔。但他没有那样做，而是不忍心坏了一书生的前程，冒着被喊“捉贼”的风险将信封掷还了物主，还不失幽默地提醒一句：“老哥，看看丢啥不丢？”这场奇遇造成了30岁的小知青以后生活和命运的转折。

　　如今，再想寻这样的“古风义贼”，安可得乎？1980年代所以让人怀念，或许部分在于那个年代犹存一丝古风。我有一老家邻居，就称之为“马扁”吧。时值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计划生育，马扁在乡间卖一种“药”，称吃后可以生男孩。我问马扁：你就不怕人家生了女孩找你？马扁说：我讲明了，这药只有50%的功效。我恍然：这跟生男生女的几率正差不多。马扁又说：“我这人忒讲诚信，万一因药物”无效“生了女孩，钱全部退回。其实说到底，就等于是向生了男孩的人家讨个喜钱，而且也不多，就200块钱，本来就没影的事，要多了，可就太缺德了。还有我那药，其实就是我们家自制的点心，绝对绿色食品，确保无害。拿生男生女蒙人，已经不地道，若再让人吃出个好歹，那可就太缺德了。”听他左一个“太缺德了”，右一个“太缺德了”，我强忍住笑，可马扁说得郑重其事，一点也没有“幽默”的意思。

　　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一封信中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做人，似乎只能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损人之事，有不能，则做些损人利己之事。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对的，如强盗之放火是也。”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将破坏分为两种：寇盗式的破坏和奴才式的破坏，并且认为奴才式的破坏因其更普遍，危害要远甚寇盗式的破坏。鲁迅思想里有许多矛盾，此即是一例。寇盗式的破坏的危害之大恐非奴才式的破坏所可及。奴才式破坏固为有害，然只是“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以前引先生致曹聚仁信中所言绳之，尚属“损人利己”级别，最起码并未深乖人性；而“寇盗式的破坏”却专事破坏，如强盗之放火，被“放”者固然无家可归，可谓至惨，对施“放”者亦无一毛钱好处，正属先生反对的“损人不利己”。张献忠杀人自然可怕，然更可怕的是他似乎只是“为杀人而杀人”，这和“为放火而放火”，正可凑成一对！这已经不是人性，而只能算是“恶魔性”！鲁迅对奴才之深恶甚于寇盗，带累“奴才式的破坏”也遭陪绑。其实，寇盗与奴才，岂可别哉？所谓“临下骄者事上必谄”，寇盗在合适的时候会变身奴才，奴才一旦有了机会亦可侧身寇盗。还拿张献忠说事，当其面对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何尝手软过；然满洲的皇太极大兵一到，乖乖地躲进深山，不敢露头。说句会让民族主义者气馁的话，“肃王一箭”，岂非上天在佑护川蜀子民！

　　损己利人，甚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道德高调，不唱也罢，我对一尘不染的道德理想国从无兴趣；利己而不损人固然再好不过，实在不行，损人利己也并非想象的那般可怕，说到底，市场时代的竞争往往就是法律框架约束下的“损人利己”而已。最可怕的是底线之下的“损人不利己”。我就宁愿希望在路面撒图钉扎人家车胎的是修车铺的老板，而不是地痞无赖的胡闹取乐；公园或绿化带里的花是被摘或搬回去装点家居，而不是在地上踩碎或干脆扔进河沟里；盗取车内财物就算了，不要顺带掐死车内熟睡的婴儿……

　　“损人不利己”之可怕尚不在这些事情本身，而在于此类事情总让人嗅到一种不祥的味道。此种味道或可谓之戾气。明末张献忠不过是此种戾气的极端例子。戾气散在民间，诗意一点的比喻自然是星星之火，其实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个火药桶。“损人不利己”真正可怕者在此。

　　要感谢公车上的“义贼”与马扁这样的“义骗”，他们若再朝前走一步，把装准考证的信封撕掉或扔了，向“男胎药”里胡乱添加一点什么，即进于寇盗。值得庆幸的是他们都有底线，于是为人性，也为我们社会留存了一线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