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油、气、煤、电”等领域国企高管纷纷落马之后，国企反腐之火又烧到了地方融资平台。

　　近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成都兴蓉集团原董事长谭建明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至此，加上此前已被党纪国法追查的成都工业投资集团（工投集团）原董事长戴晓明、成都高新区投资集团（高投集团）原董事长平兴、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建工集团）原董事长张俊、成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控集团）原董事长吴忠耘，成都共有5名融资平台公司老总因受贿被查处，创造出同城多家融资平台一把手“5连倒”的“腐败奇观”。

　　成都融资平台一把手“5连倒”

　　据成都市纪委工作人员介绍，自2012年来已先后查处了成都工投集团、兴蓉集团、高投集团、成都银行、投控集团、建工集团等多家国有企业负责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大多数违纪人员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其中，一批融资平台公司老总的违纪违法格外醒目。

　　成都工业投资集团原董事长戴晓明，2007年他初到工投集团时，工投集团基本丧失融资能力。在他带领下，仅仅4年，2011年工投集团实现利润10亿元以上。业绩不可谓不辉煌。然而，2014年5月14日，戴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受贿金额1479.21万元。

　　成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吴忠耘。2008年10月31日，成都投控正式挂牌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董事长。截至2012年底，集团注册资本金50亿元，账面总资产201亿元，实际控制资产达4000亿元。2014年1月24日，吴因受贿被组织立案调查并移送司法机关。

　　兴蓉集团原董事长谭建明，在2002年兴蓉集团成立时，首任董事长，以10亿元资本撬动了总额60亿元的成都水务项目。11年来，集团累计完成投资200余亿元，业务覆盖川甘陕粤等地。谭却因受贿3000余万元，近日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平兴、张俊等亦如此。这批融资平台公司的老总无一不是业绩“能人”。本可以在融资领域发挥作用，为地方做更大贡献，却无一例外地倒在了“贿赂”之下。

　　骄人业绩源于行政资源企业化

　　作为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垄断了地方政府在某些领域的行政资源。比如，成都高投对高新区园区全权实施整体开发，由高新区管委会授权从事国有资产的运营与管理等，具有园区建设、产业投资、参股控股、招商招标、国资监管等多项行政职能。其他几位涉案老总所在的平台公司也类似。

　　成都建工集团的业绩更可谓是成都国企的标杆。据报道，该集团分别在2007年、2010年和2011年，成为成都市首个产值突破100亿元、200亿元、300亿元的市属企业。

　　2008年10月挂牌成立，注册资本金50亿元，至2012年底，成都投资控股集团账面总资产已突破200亿，实际控制资产达4000亿元。

　　“这些国企的‘成功’，有领导个人能力的因素，但更多来自体制内的强大支持，其中许多企业‘一把手’都是从政府部门走出的‘红顶商人’。”一名成都市发改委官员对记者说。

　　谭建明曾在“体制内”呆了20年，在成都市发改委工作13年。他坦承，兴蓉集团的核心竞争力是政府的污水特许经营资源。“政府是我的后台，当污水收费暂时不足以支付庞大的管网的良性运营和合理回报时，政府会给予补足。政府有能力补贴，降低了投资者的风险，投资者才敢进来。”

　　而建工集团则几乎参与了所有成都市重点建设项目，先后承建国家、省、市重点工程1000多项。作为投资控股集团第一任董事长，吴忠耘曾在成都市体改办工作10多年，担任过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戴晓明则担任过成都市经委主任。

　　“这些国企干的大部分是国家投资的公共服务项目，‘一把手’又在体制内积聚了大量人脉，这样的角色使他能调动大量的资源。”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傅江说。

　　公共权力成谋私工具

　　从经营业绩看，这批融资平台公司为地方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其掌舵老总们获得了领导信任、业界赞许。业绩光环加身、政府在经济上的依赖，带给他们在企业内说一不二的权力。这种权力一旦拥有对政府资源的调配权，就如同给欲望的猛虎撤去了笼子。

　　成都建工集团纪委书记赵明国说，张俊“当家”时，考核、薪酬和工作范围都由“一把手”来定，甚至企业纪委书记由“一把手”提名、从企业内产生，纪委书记在企业“不敢监督、不能监督、不会监督”。成都工投集团现任董事长石磊表示，以前企业多是“一言堂”，“一把手”权力过大，在重大项目投资建设中违规决策。公共权力成了领导谋取私利的工具，监督制度形同虚设。

　　对此，成都市纪委工作人员分析，一是国企的外部监督存在着死角漏洞，公司业务脱离行政监管；二是公司内部没有坚持民主决策，“一把手”权力过大、运作透明度不够。“一把手”干什么事，从来都是一言而定，不容反对。如此，对企业一把手的“公关”，必然会成为商业贿赂者的优先选择。“一把手”拒绝腐蚀的能力，势必遭遇严峻考验。

　　“国资平台公司‘一把手’能调动大量资源，经济权力比在行政机关中大得多，受到的监督制约却小得可以忽略不计。行政资源企业化、企业决策个人化，‘5连倒’就这么发生了。”一位办案人员感慨道。

　　调查显示，谭建明在兴蓉集团任职期间，为30多家企业和个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所送钱物共计3000余万元（其中未遂1730万元）。

　　成都高新区投资集团原董事长平兴，被指控在1998年至2008年受贿1800多万元。红包回扣、字画紫砂壶、干股，甚至装修房子等，他对各种形式的贿赂“来者不拒”。

　　成都工业投资集团原董事长戴晓明，同样被指控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送的现金、购物卡及代付房租，共计约1480万元。

　　纪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国企负责人，介于商界和政界之间，受贿都有种“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失衡心态。他们认为自己的地位并不牢靠，因此想趁在位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多做准备。

　　“做了这么多项目，融汇这么多资金很艰辛，上市更是难上加难。可是回过头来看，自己在名誉上没有什么收获，于是对收受贿赂大多抱着‘顺势而为’的心态。”谭建明在接受调查时说。

　　反腐关键还在制度运行

　　10月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其中明文指出，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10月23日，财政部出台《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提出“认真甄别筛选融资平台公司存量项目，对适宜开展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项目，要大力推广PPP模式。”

　　融资平台公司，这一特定时期的地方政府融资产物，将随着新政策的实施，退出历史舞台。但“5连倒”现象，不应随着融资平台公司的职能转型而被遗忘，作为国有企业腐败的典型案例，更需要警钟长鸣。

　　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实呼吁：“外部加强对经济异常的动态监管，靠法制建立起诚信秩序；内部完善监督机制，强制‘一把手’财产动态公开。从源头抓、从环节抓、从动态抓，治理国企腐败才能治标又治本。”

　　成都市纪委工作人员介绍，针对“5连倒”暴露出来的问题，成都市纪委大力推进国企纪检体制改革，如企业纪委书记不在企业内部产生，其提名权、考核绩效权上收，统一薪酬、强化交流、直接向上级汇报工作等，健全了机构，提高了监督独立性，统一管理提升了权威性。从效果看，企业吸取了“5连倒”的教训，风气为之一新，监督意识深入人心。

　　成都建工集团董事长杨祖华表示，在反腐大背景下，外部环境明显改善，“去年以来，没人再因为工程找我们打招呼，底线思维和敬畏法律的意识更强了。反腐关键还是在制度运行。”

　　（记者 谢佼 吴光于 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