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为何这样“红”

　　在艺术形式日渐繁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今天，让我们重新回顾那些经典作品，从中探寻出令它们经久不衰的“密码”——

　　今年是中央芭蕾舞团的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50周年，中芭为此启动了全国范围内巡演50场的盛大活动。这部将西方古典芭蕾的精髓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有机融合的优秀芭蕾舞剧，深深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50年来，《红色娘子军》已远远超越一部芭蕾舞剧本身的意义，而是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成为了中国芭蕾的经典象征。

　　与《红色娘子军》相似，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等，无不是各个艺术领域的经典之作。今天，我们重新回顾这些经典，望能探寻出令其经久不衰的“密码”。

　　根植沃土

　　《红色娘子军》第一代“琼花”的扮演者白淑湘对第一次到海南岛体验生活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从广东湛江坐船到海口，在海南岛上坐着一辆吉普车访贫问苦。岛上的百姓对待这些北京来客非常热情，还上树砍下椰子给他们解渴。在《红色娘子军》中，连长给琼花喝椰子汁，就是从这个场景中获得的灵感。白淑湘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体验生活的好处，让自己的表演有了支点。

　　其实不光是演员，《红色娘子军》的创作过程中无时无刻不需要在“现实”当中获取支点。在创作《红色娘子军》之前，我国还从来没有一部现实题材的芭蕾舞剧，无论是演员，还是编剧、导演，都习惯于西方经典剧目中的“王子”、“公主”。《红色娘子军》为芭蕾舞的改革闯出了一条新路，这对于演职员们来说充满着艰辛的挑战。

　　在完成为期2个月的海南采风之后，剧组很快投入创作，并迅速拿出了第一稿作品。然而在审查时领导对他们的表现并不满意，主要观点认为剧中只有“娘子”没有“军”，剧中“琼花”和“老四”的一段双人舞也因太软而被认为像是在“揉面”。于是，全团从编导、演员，到作曲、舞美全部回到山西大同的军营“回炉”。一个月的训练时间，虽然闹出了不少笑话，但再次回到舞台上的他们俨然都是“准军人”了，举手投足都有了军人的模样。当年的创作组组长李成祥说，剧中一段“练兵舞”就是从演员的军训中得来的。

　　为了让“战斗”的题材表现得更加突出，《红色娘子军》的编导从军人的操练与实战中，提取了诸如列队、看齐、射击、刺杀、投弹等动作，创作出了“琼花”的绝活“倒踢紫金冠”，以及女战士的“操练舞”、“九人刀舞”等等，这不仅使剧中的军事场面真实可信，而且还极大地丰富了芭蕾的舞蹈语汇。最主要的是，这些芭蕾语言让当时的群众一看就懂、如醉如痴。

　　李成祥回忆说，当年《红色娘子军》首演后，曾经在广州开了一次工人座谈会，会上的工人发言踊跃，一位工人说，过去看《天鹅湖》，怎么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而《红色娘子军》一看就是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感觉特别亲切。“我觉得作为艺术来说，要争得更多的群众，看得懂还是非常重要的。”李成祥说。

　　民族语言

　　都说“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在艺术中运用好我们民族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在吸引世界观众之前，首先要征服我们自己的观众。

　　将我们的民族语言，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语汇运用得最为娴熟与成功的，当属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部传唱了半个世纪的经典，其中的30多首歌曲，都是曾在历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的革命歌曲。《松花江上》、《八月桂花遍地开》、《十送红军》等歌曲，都是从革命战争年代传唱下来的经典歌曲，具有相当深厚的群众基础。

　　当年为了搜集整理革命歌曲，词曲作家张士夑、朱正本、姚学诚等人组成的采风创作小组，赶赴江西革命老区，在井冈山、吉安、永新等地，《工农兵联合起来》、《送郎当红军》等歌曲从红军老战士的口中唱出，被作家记录了下来。

　　3000多名演职人员，来自70多家文艺单位，如此庞大恢弘的演出，却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创作和排练。虽然时间紧迫，但排练中的精益求精给当时的演职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曾在《东方红》中参与多场集体舞表演的张美霞，现在已是80多岁的老人。回忆起50年前排练的场景，她依然激动万分。她说，最让她感到激动的是她也参与了“创作”。在《松花江上》一场中，她饰演的是一位逃难的孤女。回忆起自己也曾有过的逃难经历，她在自己的表演中加入了“支持不住、跪倒在地”的动作。没想到，这个现场发挥的小动作却得到了导演的认可，从而得以保留。

　　一切以最后的呈现效果为准绳，是《东方红》创排过程中所坚持的准则。在《情深意长》一场戏中，原本是由总政歌剧团的花腔女高音徐有光试验A角，她演唱技巧高超、声音漂亮、歌曲处理到位、舞台经验丰富。而担当B角的邓玉华则初出茅庐，刚刚踏进煤矿文工团。然而考虑到《情深意长》这首歌作为彝族民歌的特点，嗓音甜美的民族歌手邓玉华更加适合，于是主创者最终选择了邓玉华，也造就了这首传唱半个世纪的经典民歌。

　　具有创新发展形式的中国民族歌剧，也是将西方的歌剧形式与中国民族音乐语言完美融合的成功范例。《白毛女》、《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等民族歌剧，无不是将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旋律嵌入歌剧的形式当中。《白毛女》采用了陕北百姓耳熟能详的秧歌剧形式，《洪湖赤卫队》则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利川民歌的特色，《刘三姐》更是将广西的“对山歌”形式发挥得淋漓尽致。

　　“中国的当代歌剧，都植根于当地浓烈的语言环境当中。它从民歌、歌舞和戏曲中吸取养料，同时以新的观念和西方作曲手法给予不同程度的改造，才形成了这些叫好又叫座的歌剧作品。”中国歌剧舞剧院艺术指导李小祥说。

　　难以超越？

　　《东方红》、《红色娘子军》这样的作品能够穿越50年，依然打动今天的观众，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50年过去了，还没有一部作品的影响力能够超越它们？”

　　当然不可否认，特殊的时代背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年文化产品的相对匮乏也造就了人们能集中精力去欣赏一部作品。然而，能够保持如此持久的影响力，最终还要靠作品的质量说话。

　　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冯双白认为，编导是芭蕾舞剧的灵魂。《红色娘子军》中，正是李成祥、蒋祖慧这几位优秀编导缔造了辉煌的基础，而目前中国芭蕾舞的软肋正是编导。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肖苏华也持同样观点，中国芭蕾水平的滞后主要源于在人才培养方面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忽视了创作人才的培养。

　　肖苏华认为，一个好的编导不仅可以影响一个团，甚至可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舞蹈艺术风格。如英国芭蕾在“二战”结束前很不景气，更谈不上真正的英国芭蕾学派，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阿什顿出任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驻团编导，创作了大量的大型舞剧和交响芭蕾作品，使该团在短短十几年中跃升为世界六大芭蕾舞团之一。

　　云门舞集的创办人林怀民也提出，要为年轻的编舞者提供更多发展空间。“舞蹈是演出时台上和台下共享的空气，如果年轻的编舞家的作品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社会的空气时，他等于不存在、不发声。”

　　现在，国家教委每年都会派出相当数量的艺术人才到国外进行培训，其中也不乏舞蹈编导。但是问题在于，仅仅一年的时间并不足以培养出优秀的编导人才。其实归根结底，还在于演员的文化底子薄弱。相关专家呼吁，在艺术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必须重视文化课教育，只有深层次了解了东西方文化，才能推出有思想、有内涵、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