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官窑，从广义上来说泛指由政府出资设立的各种窑造手工业；然而日常人们常提及的，狭义的（也是本文所探讨的）官窑，则特指古代制瓷业中带有政府采购性质的瓷窑，这类官窑是在唐宋时期随着手工业不断发展而逐渐出现的。

　　制瓷业中的官窑初现萌芽时，并非官办，只是民间烧制。如果你曾经造访过法门寺地宫，里边所陈列的精美的秘色瓷，就是当年越州地方政府从民间采购后又转运给中央的贡赋。《新唐书·地理志五》记载，越州会稽郡的土贡就包括瓷器。

　　由唐到宋，官方对瓷器生产的控制也日益加深。《余姚县志》记载：“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设官监窑”。宋代《志雅堂杂钞》中提及“大宋兴国七年……殿前承旨监越州窑务赵仁济”。

　　到了两宋时期，政府采购瓷器，已不单纯是“设官监窑”，而是窑厂“受诏命烧造”。

　　首先监督制瓷的官员不再是临时指派，而是由地方行政官员受命督造，如景德镇湖田窑曾出土瓷器上铭志：“浮梁县丞臣张昂措置监造”；另外在中央设立窑务，“掌陶为砖瓦，以给缮营及瓶缶之器”。

　　除此之外，官方督造已经渗透到瓷器制造的各个环节，例如在钧窑发掘的各式瓷器底部都标记有明确的尺寸、大小、规格，目的在于官方采购严格按照标准化进行，以便宫廷配套使用。另外，瓷器的样式、形制，也完全由官方颁发“官样”，以满足宫廷需要：“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

　　而最重要的是，这些受命烧造的窑厂，已经完全被垄断为官方采购进行生产。唐末和吴越国的贡窑生产，在完成了政府采购订单之后，还可以从事自主生产，产品流向市场；而宋代开始，窑厂一旦“受诏命烧造”成为官窑，则其产品就不能再流向市场，例如汝窑所生产的天青釉，钧窑所生产的钧红窑变釉，原先都是民窑产品，但是被官方指定为采购品之后就成为“宫中禁烧”，不得在民间流传，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皇室用器的尊严，不得僭越。

　　除了受命烧造的窑厂，北宋末年官方还具资设立了直接隶属于中央的官府窑厂，也就是民间常说的“汝、官、哥、钧、定”中的“官窑”。北宋时期的汴京官窑和南宋的修内司、郊坛下官窑，其生产都是由宫廷中专门设立工场，由宫中的捏塑待诏等艺学设计官样，从民间雇匠，由兵卒承担力役进行烧造。而这些官窑的产品大多是礼器和祭器，自然只专供皇家使用。

　　而这种官方具资设立窑厂的方式，从南宋开始逐渐成为官瓷政府采购的主流。元代更是加强了官瓷生产的管理，设置浮梁瓷局，并将工匠立籍管理，瓷器生产的一切原料在严格预算后由政府采办，并且在烧造完成后余料必须限期归还官库。明清两朝的官用瓷器也沿袭此例，如《大清会典》记载：“凡坛、庙、陵寝需用祭器，照太常寺图示、颜色、数目，颁发江西烧造解部。其动用钱粮支会户部给发。”依此可见明清，是由太常寺（明朝由光禄寺）颁发官样，由工部发派各地方官府窑厂烧造，由户部统一支付钱粮。

　　更登峰造极的是，明清两朝官窑生产中还独树一帜地创立了御器厂（清代改称御窑厂），专门为皇家生产御用瓷器，而且派遣内室中官专门管辖，所生产的瓷器也必须悉数送往皇家使用，不仅不能外流，也要和上述官窑生产的“官用”瓷器加以区分。明史和明实录中都有记载：“西南有景德镇，宣德（明宣宗年号）初，置御器厂于此”。“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派内官在彼地烧造瓷器。诏书到日，除已烧造完者悉数起解……差遣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宣德年间曾有一位叫张善的内官受上命监造瓷器，但“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馈其同列，事闻，上命斩于都市”。可见御用瓷器是绝对专属皇家使用，任何僭越都是重罪。

　　回顾古代中国官窑政府采购的发展沿革，我们不难发现，官窑的发展伴随着的是其垄断色彩的不断加深：政府对于烧造官窑厂的控制不断严格，从普通采购，到设官监窑，再到垄断官窑生产，及至直接由政府设立官办窑厂、御用窑厂；而政府采购的瓷器样式，也从官用与民用相区分，逐渐发展到御用与官用也要严格甄别。

　　政府采购对官窑的控制，固然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古代瓷器烧造的原创性，并且扼杀了制瓷业的商品化。但是正由于官窑生产中大量不计成本、集中人力物力的制造，造就了一大批空前绝后的中华古代瓷器瑰宝。例如南宋《清波杂志》记载“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因此当我们看到那些冠绝古今的汝窑珍品时，不要忘记其中所凝结的政府采购才能够赋予的价值。

　　另外，官窑也会对后世的民窑生产起到促进作用。正如《青花瓷》歌词中写道：“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官窑所谓的“禁烧”工艺、样式，在改朝换代之后都会流出宫闱，被民间所效仿；而且雇佣大量民间工匠到官窑生产，自然也对官窑、民窑的技艺交流起到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