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如果政府和企业不透明公开空气监测以及排放物的信息，行政执法机关不公开执法过程，公众不主动去监督，那么，中国空气污染的治理，就永远只有“天知道”。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对大气污染治理执法督察的监督报告。报告提出了很多问题。有一个问题比较有意思，2013年，环保12369热线，接到的举报案件中，大气污染类占73%，但在全年查处案件中，大气污染类仅占12%。

　　环境法律应用率极为低下

　　其实环保部每个月都会发布12369举报热线的执法处理情况。如果你看到公众举报的执法情况，会感到人心鼓舞，因此，几乎所有举报的问题，似乎都得到了“解决”。

　　当然，解决是分好多层面的，当地的环保监察大队，只要出动了，估计就算“解决”的常规应对方式。至于接到公众环保报警之后，解决的情况、查处的情况如何，那可能就不得而知了。

　　当前的法律，确实无法支持监察大队对公众认为的违法企业进行查处。政府是要依法行政的，法律不支持他们做的事，他们多半不敢作为，于是，即使空气很难闻，企业在排污，执法人员也和当地公众一样，徒叹奈何。

　　我们当前能够促进环境法治的法律法规也不少，但应用率仍旧极其低下。因此，以为一部严格的法律，就能够吓退污染企业估计仍旧很困难。

　　2007年，“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就开始试行了。但有意思的是，很多地方环保局，至今没有接受公众环境信息公开申请的训练。一旦有公众上门索要当地企业的环境信息，这些环保局甚至不知如何答复。

　　也出现一些反过来的极端情况。有些地方环保局，一看到公众来申请信息，就百般刁难，一会儿要证明公众与污染企业“有相关性”，一会儿要公众保证拿到了信息“绝对不公开传播”，一会儿又说涉及企业的商业机密，不能公开。

　　实际上，治理空气污染，除了严格的法律，除了环保部门和司法机关的联手惩处，除了全国人大、各级人大的“执法检查”，更需要公众持续的举报、孜孜不倦的追问，以及持之以恒的监督。

　　公民环境监督能力的提升更有意义

　　公民的环境能力也是在实践中训练成的。当一个人说自己关心身边的空气，其实未必真的关心。因为他如果真的关心，应当就会对空气质量极为敏感。但是现在公众的努力，往往都转向了对空气净化器的比对和购买。对自身参与环境治理的能力，缺乏基本的提升信心。至于打个举报电话、申请个信息公开、定位个污染企业、微博曝光个空气污染的行为、追问雾霾真实的元凶、分析雾霾治理措施的有效性，都缺乏行动的动力。

　　当然，也有很多公众已经在行动。某地原来有一家焦化厂，后来焦化厂搬走了，原来的土地上盖起了住宅楼。住在这个小区的人，总是在夜间闻到也许是从土壤里释放出来的“毒气”。于是，他们就自己集资，购买了一台苯系列物的检测仪。探索的过程虽然艰难，但却是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一步。

　　更多的公众开始关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只要有与自己生活相关的区域，有一些可能存在空气污染的企业——尤其是垃圾焚烧厂，要修建的信息泄露出来，他们就会紧紧地盯着环评公示的各个环节，然后研究这些企业的运营工艺和尾气治理设施，研究其排放物对人体和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然后，利用一切的媒体通道，表达自己的关心和兴趣，表达自己愿意参与对话的愿望。

　　这时候，如果政府不透明公开空气监测的信息，企业不公开自己排放物的信息，行政执法机关不公开执法过程，公众不主动去监督和挑战政府和企业的信息透明度，那么，中国空气污染的治理，就永远只有“天知道”。

　　责怪政府，埋怨企业，期待严法，指望重罚，其实不是最为有效的通路。公民环境治理参与能力、公民环境监督能力的提升，才最有价值，最有力度。

　　□冯永锋（公益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