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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腐压缩了某些官员的权力寻租空间，“积极性”必然会受到影响，便会发生懒政和怠工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除了监督之外，也要拓宽合法激励的手段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坚决克服行政机关懒政、怠政的行为。如何防范懒政的伴生现象，是廉政建设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从腐败向廉政转变过程中会伴生懒政

　　根据政治学者的研究，这个世界上既腐败又不作为的官员很多，这种情况会将一个国家拖入发展停滞的漩涡。还有一些国家的官员虽然也腐败，但是做事还算有效率，腐败竟然成为这些国家较快发展的润滑剂，是激励官员“勤政”的一大要素。反之，廉洁水平比较高的政府，行政效率也往往比较高，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出官员清廉却同时慵懒的国家来。潜在的逻辑也很好理解，因为一个对腐败有高度控制力的政府，必然也有足够的能力督促它的官员进行高效工作。

　　问题一般发生在从腐败向廉政转变的过程中。此时反腐还不够彻底，相关廉政机制也尚未建立，官员受到反腐震慑之后，原本的寻租空间收缩，腐败收益减少乃至根除，“积极性”必然会受到影响，便会发生懒政和怠工问题。

　　十八大以来，官员持续处于反腐高压之下，一些企业家观察到“官员吃拿卡要确实少了，但不办事的多了”，有一些地方则发生了“门好进、脸好看，礼不收、事不办”的现象。

　　这就是典型的廉政变懒政的问题。在诸多学者的研究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行事效率比较高，官员也乐于积极执政，共同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的奇迹。在学者的解释中，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使用晋升作为激励手段，以GDP作为指挥棒，使官员为了追求晋升而努力推动所辖区域的经济发展。其他诸如计划生育、维稳等政策的推行，也通过一票否决等机制，和官员的晋升挂钩起来。第二个原因则是中国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为官员拓宽了寻租空间，一些官员之所以热衷于征地、招商引资、政绩工程等活动，就是因为其中存在潜在的腐败机会。

　　拓宽合法激励的手段

　　晋升通道毕竟是有限的，对于没有晋升愿望的官员来说，这种手段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事实上现实中也的确存在大量不愿意升迁的官员。在缺少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对他们来说，寻租空间、灰色福利、权力资源等等方面是激励他们不懈怠的主要因素。反腐恰恰就是移除和压缩了官员权力的寻租空间，短时间可能会使他们心理上产生落差，合法的收入一时不足以使他们保持原有的工作热情。

　　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出台措施进行治理，例如长沙市政府就于去年底出台了《关于对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有错无为”、“不在状态”实施问责的暂行办法》。但是在经济学者的研究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对员工是否怠工进行监督的成本很高，因此仅靠“严防死守”式的监督无法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配合以一定程度的正面激励。一个广为接受的理论是，只有给工人提供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才能依靠监督促使工人不怠工。因此在一些廉洁水平和行政效率都很高的国家，公务员的工资一般等于或高于市场同等类型工作的工资水平。

　　此外，还应该拓宽合法激励的手段，官员一般大多希望晋升，但是晋升激励总是有限的，因此一些政府把官员区分为事务官和政务官。政务官数量较少，他们在职务上可能得到晋升，而事务官数量比较多，他们的行政职务可能不变，但是却可以评定更高的技术等级，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

　　当然，即使都做到这些，也只能激励出中规中矩的官员来，而无法培养出开拓进取的官员。要实现后一个目标，恐怕要在执政理念和官员选拔制度上进行更为深化的变革。

　　□叶竹盛（广东地方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