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访谈

　　据报道，澳大利亚警方近日和中国达成协议，协助中方引渡逃到澳大利亚的贪官，并协助查封他们的资产。中澳之间的合作是否能推广，中国今后的追逃追赃工作还需在哪些层面加强？新京报就此专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教授。

　　【访谈嘉宾 】 黄风 反腐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联手追赃考验中方取证能力

　　要改变“人追回来，钱却追不回”的现象，主要在于中方提供足够的证据材料，去证明贪官哪些资产属于非法转移的犯罪收益。

　　新京报：澳方这次表态协助中国引渡贪官，是一种惯常合作，还是有所突破？

　　黄风：就追逃追赃来讲，中澳间的合作一直比较密切。澳大利亚这次的表态，从合作方法上来讲，仍保持着连贯性，但显然加强了力度。

　　当然，这还不是通过双边引渡途径。中国和澳大利亚已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但履行该条约需要经过立法程序，包括本国的立法机关批准，还要互换批准书等，最后才在规定时间内生效。中澳之间虽然缔结了，但目前还没生效。不过这并不妨碍双方开展个案引渡合作，此前也已有很多成功案例。

　　新京报：“人追回来，钱却追不回”的现象以前较普遍。澳大利亚这次表态贪官的钱“是从中国窃取的不义之财”，对这些钱通常会怎么处置？

　　黄风：在这方面澳大利亚有比较明确的法律，其在2002年出台了《犯罪收益追缴法》。目前主要的问题是：中方能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材料，去证明在澳大利亚发现的哪些资产属于非法转移的犯罪收益。特别是转移时间较长的一些资产，案件是数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的，还能不能向澳方提供足够的证据，对中方可能是个考验。

　　新京报：如果确认了贪官的非法资产，那么在中澳之间可能会怎么分配？

　　黄风：澳大利亚的《犯罪收益追缴法》中，有“资产分享”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在帮助中国成功追缴资产后，澳方有权对被没收的资产实行分享。具体来说，就是澳方没收非法资产后，会将一部分返还中方，另外的则纳入他们国库。因为澳方要对已在他国内的资产进行没收，也需要中方提供能证明资产非法的相关证据材料。

　　不过法律没有规定明确的比例，而是说依据“合理的比例”，具体多少取决于很多因素，如中方提供证据材料的分量，有关犯罪行为在中国境内是否由财产受害人等。

　　合作追逃还是要“从我做起”

　　追逃追赃是项系统工作，需要主管机关针对具体案件扎实做工作，在调查取证资金转移、非法手段取得移民身份等方面多下功夫。

　　新京报：签署双边引渡条约，是国际合作追逃的常见手段。中国目前已和38个国家签署，和更多国家签署有哪些难度？

　　黄风：在现阶段，中国和任何国家签双边引渡条约，从法律上讲都没无法克服的困难。过去常说的“能否不判死刑”等，现在都不是问题。对于少数国家，如美国，缔结双边引渡条约的主要障碍在于政治因素。在美国，该条约的签署要经过国会审议与批准，但美国国会对中国的人权保障制度、刑事司法制度等还存在很多成见。在此情况下，我们要通过行动和事实证明，中国相关法律制度符合国际标准。而在条约暂时还难签署的情况下，也有些替代做法，如移民法遣返、劝返、异地追诉等。

　　新京报：今年以来，中国在加强国际追逃力度，8部门参与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也提出建立动态的外逃人员数据库等，这些措施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黄风：建立动态数据库，是很基础也很必要的工作。过去人们讲“外逃贪官”，有时比较宽泛，“贪官”所指应是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但有时人们会把经济犯罪出逃的民营企业家、混合所有制企业管理人员等，也归于此列。

　　而建立数据库可以严格圈定范围，在外逃人员中真正的“贪官”只占很小的比例，他们应成为境外追逃的重点。这群人在对抗引渡或遣返时，可能会找“回国会受‘政治迫害’”之类政治理由，这就需要拿出不同的应对手段。而对那些有长期移民计划，或已提前取得移民身份的人，在引渡外，也可考虑通过证明他们取得移民身份时采取了欺骗手段，吊销其移民身份。

　　新京报：除数据库外，追逃还要在哪些层面重点下功夫？

　　黄风：追逃追赃是项系统工作，很难通过短期“运动”一蹴而就，需要主管机关针对具体案件扎实做工作，通过严格调查、甄别取证，为追逃追赃做好准备；当然有些工作，如调查资金转移、非法手段取得移民身份等，会涉及国际合作，需要相关部门协调，不能囿于部门分工而有所耽误。

　　总之，澳大利亚等国的表态协助我们很欢迎，但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自己扎实做好每个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这些是国际合作追逃的基础。

　　□时事访谈员 敬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