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总结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和改革活动的经验，提出了一个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一般理论，并以此理论分析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各项成就，面临的主要经济、社会问题，探讨其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新版针对近年来此起彼伏的“唱衰中国”论调，专辟一章“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予以驳斥，对我国未来改革发展前景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与预测。附录四“我为什么不支持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从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稳定的角度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强烈呼声给出不同的声音。附录五“我到底和杨小凯、张维迎在争论什么”分析有关我国改革道路的选择、经验的诠释和理论的创新，并告知大众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是由不同观察角度和不同知识储备而得出的不同看法，通过相互切磋可以互相增进。

　　我到底和杨小凯、张维迎在争论什么

　　林毅夫

　　一、 中国经济为什么能继续保持高增长？

　　唯一能解释我国经济增长下滑的原因只有外部的国际周期性因素。

　　我认为中国经济还必须走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那么中国到底还有没有效率高、效益好、质量高的投资机会呢？其实还不少。

　　国内外普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感到悲观，认为中国经济从1978年到2013年已经持续了35年9.8%的高速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不曾有过，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8%~10%的经济奇迹也就维持了二十几年，之后降到7%以下，甚至只有4%或更低。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办法违背这个历史的自然规律。

　　在第一讲中我谈到，经济增长是由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驱动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带来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有后发优势，用好这个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数倍于发达国家。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等在跟美国同一差距所代表的后发优势的水平上，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8%~9%的增长。所以，从后发优势的潜力来看，中国大陆从2008年开始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这个判断是客观的分析，而不是乐观臆断。

　　二、我为什么不支持资本账户完全开放？

　　从上世纪70年代华尔街、美国金融学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资本账户开放后，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波动更为频繁，危机发生更多。

　　资本账户的开放通常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只要开放就很难收回来。

　　从韩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还很大。首先，我们推行的是双轨制改革，有很多扭曲没有消除，还存在不少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跟改革不到位有关。其次，跟发展阶段也有关。即使我们变成全世界最大经济体，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发达国家那种以股票市场、风险投资、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并不完全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本身在金融结构上就是扭曲的，既然金融深化的程度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么高，如果采用那样的结构，大量资金流进、流出会给经济造成过度的波动，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会相当高。

　　三、 我到底和杨小凯、张维迎在争论什么？

　　2002年我和杨小凯教授有关“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讨论。这些争论实际上涉及我国改革道路的选择、经验的诠释和理论的创新问题。……为了使这场争论能够实现会议主办方原先所设想的初衷，我特地对照我国和其他转型中国家的实践，再次回顾20年前关于国企改革、12年前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并就中国经验和回归亚当·斯密等问题写了一篇专文“我到底和杨小凯、张维迎在争论什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2002年12月，小凯在天则研究所的一个讲座中提出了后发劣势的观点，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为了克服“后发劣势”，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

　　和小凯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先推行共和宪政，等宪政建立起来以后再来发展经济以克服不去模仿发达国家优秀制度的“后发劣势”的观点不同，我从1994年和蔡昉、李周一起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以来，就一直认为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后发国家固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必要不断对现有的经济、社会体制做出改革，但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进行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克服了后发劣势以后才去发展经济。

　　(摘选自本书，标题为编者所加)

　　《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推荐指数：★★★★

　　作者：林毅夫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林毅夫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1994 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 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2012 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