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秀华

　　■乐享悦读

　　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是一部社会生活的断代史。它不仅让我们领略到人性的多样性，也会经常将遥远的过去做某一局部的回放。有时，大作家们解剖刀一样的笔也会触及科学。

　　在前苏联东部的一个城市中，有一所当地最好的肿瘤医院。这里就是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笔下的《癌病房》。

　　多数病人将渺茫的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由衷地信任医生。先是一直享受特权的政府官员鲁萨诺夫要求医生特殊关照，未能如愿后拒绝接受化疗。接着，曾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被流放者科斯托格洛托夫和东佐娃医生辩论放疗的合理性。

　　作为X诊断和X射线放疗方面的顶尖专家之一，东佐娃医生“总是把救人性命放在第一位，……她一向认为，只要能保住性命，落得任何残缺都是值得的。”她以医学权威的口气回应道，“科斯托格洛托夫！12次X光照射使您起死回生，可您怎么竟敢对放射治疗本身倒打一耙？”

　　在当时，“X光照射被认为是最见效的、绝对可靠的治疗方式，是现代医学技术取得的辉煌成就，假如给劳动者治病不采用这种技术而另找别种相应的或迂回的途径，那简直就会被认为是思想落后，甚至差不多是暗中破坏。”

　　然而内心中，东佐娃医生已经产生些许怀疑。她发现“有些病人10年、15年前经过大照射量的X光治疗取得良好的、成功的、甚至辉煌的疗效，而现在照光部位突然出现坏死和畸形。”

　　她的内心开始纠结。

　　一会儿，她为自己辩护，“如果很久以前做的那些照射是为了治疗恶性肿瘤，那就无怨可诉，是迫不得已……今天，带着残疾找上门来的病人应该明白，这是他为自己已经额外度过的岁月以及尚可度过的余年所付出的代价”。

　　一会儿，她又自责，“现在，这些孩子已长大了，变成男女青年，但却带着无法挽回的残疾来求医……”“……谁也无法从他的骨头里把过去照的射线抽回去”。

　　小说的最后，东佐娃发现自己患了癌症。从医的几十年，她太崇拜太信赖X射线，几乎不注意防护。

　　时至今日，医生面临的职业困境仍是有限的医疗手段和千变万化的病情之间的矛盾。身体素质、基础疾病的差异，让同一疾病的临床表现总是多少有些差异。经验仍是医学实践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东佐娃医生对X射线在理性之外还有一种信赖。这种信赖来自于她多年的临床经验，她亲眼看到放疗后病人的肿瘤缩小了。但是信赖并不是迷信，东佐娃开始了反思。

　　在《癌病房》中，科斯托格洛托夫是现代医学的质疑者。他向患者传递着癌症治疗的偏方秘方。他迷信着一种“桦树菌”，私下服用“伊赛克湖草根”。后者就是剧毒的乌头酒精溶液，是中药附子的地上植株。这是对现代医学的一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病人们目睹了死亡，在恐惧中加剧了对现代医学的怀疑，继而对医生也会产生怀疑。当出现病人死亡的情况下，审判医生也就成为了必然。

　　小说中有这么个情节，外科主任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出席了一次针对医生的审判大会。起因是“一个男孩因肠套结发生梗阻，需要开刀。手术做了。孩子活了几天，已经能做游戏！忽然又发生局部梗阻，结果孩子死了。”病人家长把死因归咎于“白大褂的犯罪态度！”“给孩子把被子都盖得歪斜了”，也成为医生“害死”病人的一个证据。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慷慨陈词：“你们以为医疗错误容易发生，而审判错误就不容易发生是不是？！要知道，这一事故应是科学分析的课题，而决不是审判的对象！应当只把医生们召集起来，进行专业性质的科学分析，无须他人参加。……我们的全部工作都应是建立在对我们信任的基础上，母亲应当信任地把孩子托付给我们，而不是到审判庭上来作证！”

　　医疗总是避免不了死亡。任何治疗手段，总是有利有弊，无法完全避免副作用和后遗症。对于这些非圆满的结果，医生能从理性上接受，病人和家属却做不到，这种差异成为了医患关系恶化的催化剂。审判医生也就成为了必然。审判之所以出现，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社会对医务工作的专业性缺乏应有的尊重和信任，随意的误解和刻意的侮辱即接踵而至。

　　这些前苏联医生在20世纪5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今天也在为中国的医生所经历，类似的事件也常见诸于报端。可见，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能超越时空，唤起更多的人性共鸣。

　　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得“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获诺贝尔文学奖。而科学技术的良性发展，将永远离不开道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