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长沙10月10日电（记者周勉、周楠）从2000年第一期目标的亩产700公斤、2004年第二期的亩产800公斤、2011年第三期亩产926．6公斤，到2014年的亩产1026．70公斤，我国杂交水稻育种研究在14年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四连跳”。实际上，这些成绩绝不是只存在于实验室里的数据，科研成果转换成生产力，也不是数字变化这般简单。

　　拼育种：亩产千公斤确立龙头地位

　　“第四期目标的实现，意味着我国杂交水稻育种技术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可以肯定的是，以企业为主体的整个商业化育种水平会紧跟其后。”本次测产验收的专家组组长、中国水稻所所长程式华表示，这些科研成果将为我国储备更加强大的育种技术和品种。

　　“我们的商业化育种都是从这样的攻关中获得经验，再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改良和应用的。”湖南希望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丁新才告诉记者，企业跟进改良的也不仅是高产品种本身，还有与之配套的栽培技术和后续服务。记者了解到，第四期攻关立项之时，就是从全国各地科研院所和企业选送的品种中确立了一批“主力队员”，“Ｙ两优900”只是其中笑到最后的佼佼者。

　　从今年9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种子“双交会”上成交的杂交水稻组合来看，交易额最大的和成为新闻热点的基本上都是超级稻类型的组合，如隆平高科和希望种业的超级稻“Ｙ两优1998”，这充分说明了超级杂交水稻在商业化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据了解，目前我国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2亿亩，占水稻总面积的55％，包括“Ｙ两优1928”“深两优5814”等推广面积较大的品种，都是在前三期攻关品种成功的基础上由企业自行研发出来的，有些品种目前的大田产量已经达到了三期攻关时的水平。而作为第二期攻关品种的“Ｙ两优1号”，目前累计的推广面积也达到了4000万亩。尽管并未达到二期攻关时的800公斤，但其平均600公斤的大田表现还是要高于我国水稻目前每亩不到500公斤的平均产量。实际上，“Ｙ两优900”在去年就已实现亩产988．1公斤的水平，即使按农民大田种植打7．5折来换算，也能达到了740公斤的产量。这为农民增收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都提供了有力支撑。

　　另外，据湖南省农委国际合作处处长何厚军介绍，目前国外杂交水稻发展仍然缓慢，发展较快且大面积种植水稻的国家如印度、菲律宾、越南等也只有不到5％。原因在于它们的育种研究力量薄弱，栽培管理措施不配套，种质资源利用不够，以及政府缺乏持久和有力的支持。因此第四期攻关目标的实现，进一步确立了我国在杂交水稻领域的龙头地位。

　　拼推广：克服“贪吃”“傲娇”是关键

　　“很多人认为，培育出高产品种就能一劳永逸地坐享高产，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我们的这些高产品种，从试验田走入普通农民的大田，还需要一个过程。”“Ｙ两优900”品种选育人、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专家邓启云这样总结。

　　邓启云介绍，在启动第三期900公斤攻关时，国家曾提出“主推第一期、示范第二期、攻关第三期”的口号，这充分说明从试验到普及会有一个时间上的滞后。“现在‘Ｙ两优900’的制种成本大概是每斤20元左右，卖到农民手里估计会达到60元，这个价格太高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价格降下来。”邓启云预计，“Ｙ两优900”估计要到2016年后才适合大面积推广，其推广面积的顶峰甚至要到2018年以后才可能出现。

　　程式华认为，试验田的首要作用在于将品种的潜能发挥到极致，下一步才是推广和应用。“在推广过程中，我们要做的是简化种植技术，确立一套适合大田栽培的方法，并对农民进行普及和培训。”程式华说。

　　湖南华智水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健认为，要在大面积商业化生产上实现超级稻的产量潜力，必须为不同地域培育适应其条件的品种，而不是培育大品种。此外，产品服务很重要。在销售种子给农民后，种业企业更要提高服务意识，为农民提供有效的全程技术支持。

　　袁隆平本人对超级稻从试验到普及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曾说，如果以“平民”标准来衡量，我国现行培育和推广的超级杂交稻组合，仍存在着一些缺点，如：一些超级杂交稻组合属高耐肥型品种，一旦供“食”匮乏则产量平平。一些超级杂交稻品种对生态环境异常“挑剔”，难以走出试验田。

　　因此早在2008年，由袁隆平院士牵头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广适型超级杂交稻新组合选育与示范”就已启动，顾名思义就是要培育广泛适应大面积栽培的品种。据了解，目前我国培育出的一批广适型超级杂交稻品种已经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得到了全面推广。而且除了袁隆平院士团队外，包括朱英国和谢华安两位院士在内的其他团队，都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拼未来：分子育种“订制”更高产“超级稻”

　　业内人士认为，超级杂交稻未来的发展前景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实际推广的效果。二是育种技术的发展。

　　“高产和高品质并不矛盾，实际上我国目前用于大面积生产的超级稻大部分口感不输常规稻，不少品种的米质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国家二级标准。因此推广的困难并不在于品种本身，而在目前仍以分散经营为主的前提下，农业比较效益太低，导致农民不愿过多投入财力和精力。”丁新才认为，普及推广的过程仅靠科研单位和育种企业难以完成。我国农业最终是要走规模化机械化的道路，培育出稳定的种粮大户和职业农民，这需要国家在土地流转、资本下乡、扶持力度等各方面进一步完善政策。

　　对于超级杂交稻未来的增产潜力，邓启云认为，如果仍然采用目前传统的育种手段，能够达到1200公斤左右。“就目前来说，如果再往上，传统育种手段就只剩理论可能，技术和材料都会变得非常有限，需要探索其他途径。”邓启云说。

　　袁隆平曾表示，分子技术和传统育种手段相结合已成为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大型种业企业的主流手段，也将是我国今后追求更高产量的大方向。业内对此也基本达成了共识。

　　邓启云认为，分子育种将成为下一个有效的工具，它可以更加精确地培育在产量和其他重要性状上我们所需要的超级稻。国外种业巨头在玉米等多种作物中10多年的育种实践充分证明了分子育种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目前国外如孟山都、杜邦先锋等企业基本上都在大力运用分子育种技术以便快速获得创新品种投入市场，且研发投入相当大。据了解，孟山都和杜邦先锋每年的研发经费都在120亿～140亿元人民币左右，而我国最大的一家种业公司研发投入每年还不到1亿元。此外，我国对生物信息的搜集和分析应用也很有限，“大数据”的概念还没有真正应用到生物育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