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早就有相对成熟的分析结论在胸，但促使我动手写下这篇专栏文章的诱因却是近日发生在身边的两件事。

　　两位同事先后从美国访问归来，不约而同地给我带回了同样一款礼物——钢笔。不仅品牌相同，而且都印有“MadeinChina”的标记。由此可以推断，跑到大西洋彼岸买回在本国境内生产的商品，除了具有纪念意义的考虑之外，价格的相对便宜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产销地之间商品价格的倒挂现象，当然不仅是钢笔，在包括日用品、甚至食品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商品身上，我们均可找到同样的体会。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也都知道，在境内外商品“价差”的背后，实质是融入价格之中的“税差”。

　　9月16日的《作家文摘》专门转载了一篇题为《海外购物如何退税》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初衷，虽然是辅导在海外购物的国人如何办理购物退税的手续，别将应得的实惠留在境外。但是，在文中也专门提到，仅2013年，中国游客就有大约10亿元人民币的退税金没有领取。文中也分析，如此额度的退税金本应享受却选择自动放弃，除了离境回国时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精力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中国游客的眼中，退税金额相对不大从而不值得花费大量时间办理相关手续。由此可以联想，如果换在中国，即便忽略其他的税种不论而只计17%的增值税一个税种，那么，退税金额就可能不是相对不大、而是很值得花费时间或精力来办理的事情了。

　　这两件事情，实际上再一次印证了中外税制结构差异对于商品价格以及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机理。

　　笔者曾经不厌其烦地反复揭示现行中国税制结构所具有的一个在当今世界几乎独一无二的典型特征：向流转税（间接税）一边倒。举2013年的例子，在全部的税收收入中，取自流转税的税收收入比例就占70%。对照34个OECD国家流转税收入42%的平均占比（剔除社会保障税收入之后），我国的流转税收入占比显然远远高出国际一般水平。由此给我们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就在于对价格形成机制所产生的干扰和对消费者行为造成的扭曲。

　　我们知道，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成本、利润和生产税。这里所说的生产税就是流转税。因而，流转税金的多与少、流转税金在商品价格中占比的高与低，对于商品价格的最终形成有直接影响。在我国，高达70%的税收收入要作为价格的构成要素而融入价格之中，税价之间自然高度关联。既然如此高比例的税收要通过价格“通道”加以实现，价格的升降便同税收制度的变化和税负水平的高低捆绑在一起，在确有推高价格水平之嫌的同时，难免干扰价格的正常形成机制。认识到中外流转税收入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事实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它在直接垫高境内商品价格的同时，又会带来境内外同类或同种商品价格水平的差异。境内外的“税差”通过境内外的“价差”表现出来，消费者行为因此而发生扭曲便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上述的发生在钢笔和购物退税身上的情形，便是极为突出的例子。

　　进一步说，由境内外“税差”到境内外“价差”所产生的干扰和扭曲作用，不仅仅体现在消费者层面。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加以观察，同时注意到出口退税所要退掉的是流转税而非其他税，还可以发现，通过出口退税渠道，境内外的“税差”不仅会造成各国之间出口退税支出规模及其占全部政府支出比重上的巨大差异，而且会由此带来国际贸易领域的不必要摩擦。仍以OECD国家和中国流转税收入占比的差异为例，当OECD国家在商品出口环节仅需推掉其所征税收收入的一小部分的时候，我国却要退掉所征税收收入的较大部分。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近年我国的出口退税支出规模已经蹿升至2000亿元上下，在中央财政支出各项目中的占比排名位居前三。这不仅成为我国财政的不可承受之重，也给国外指责我们搞商品倾销、出口补贴提供了口实。

　　在当下的中国，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事实还在于，起码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已经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方略的重要基石。不难理解，这里所说的市场并非指商品交易的场所，而是指商品交易的价格。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质上是让价格作为引导资源配置方向的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而，价格是否能够充分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价格是否能够在尽可能避免非市场供求因素干扰的条件下得以正常形成，是市场能否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注意到我国现实税价关系对价格形成机制的干扰事实上就是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干扰，通过完善税收制度来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对于贯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践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方略，无疑十分重要。

　　考虑到上述的这一切，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部署，尽快实施旨在以“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为主线索的优化税制结构行动，从而让税价关系走上正常轨道，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没有多少犹疑或纠结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