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饱受关注的经济学家，张维迎一直为自由市场经济辩护，甚至屡出过激之词。前不久，他先后出版了《理解公司》《改革新启蒙》《博弈与社会讲义》等著作，本报特邀书评人曾靖皓撰文评述。

　　企业家推动历史

　　作为中国改革早期的参与者和之后的建言者，比起他那些固执的言论，张维迎有着一套更为固执的信仰，那就是对企业家的推崇，对私营公司在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肯定，和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坚持。这些真正代表他思想、理论化的思维被他那些惊世骇俗的言论所掩盖，致使少有人去深究一个真实的张维迎。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一个快速发展但是又非常迷茫的时期，在小步快跑进入市场化的同时，由谁来扮演经济大潮中推动市场化和经济发展的主角成为一个人们头脑中并不明确的问题。历次的政治运动让所有人身上只留下意识形态赋予的阶级符号，私企拥有者和经营者已经被当作资本家消失在历史中。这时张维迎却站出来，用一本《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为消失的企业家们正名。

　　他认为企业家主要是做两件事，一个是发现不均衡，一个是创造不均衡。对于前者更像是投机行为，就是利用时间、空间的交错与对生产要素的重组来发现或制造市场，这时企业家扮演的是机会捕手和社会资源组织者的角色。而对于他更看重的后者，张维迎则认为它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乃至历史发展的巨大动力。因为隐藏在创造不均衡背后的是创新。借用熊彼得的话语，他认为创新是一种“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系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而推动这种变动的，只有企业家。企业家不同于国王、教皇这样的社会组织者，他背负的使命就是创造新世界，具体说来主要是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管理创新。又可分为五个类别，一是引进新产品，二是新技术，三是开始新市场，四是寻找新原料，五是实现新组织。

　　张维迎甚至不厌其烦地详细描述了很多历史上重大发明背后企业家从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比如蒸汽机发明者瓦特成功背后，是罗巴克和博尔顿这两位企业家不遗余力的支持，特别是在罗巴克破产，博尔顿接手后，几乎是他硬推着瓦特完成了发明。张维迎进一步指出，发明是一回事，利用和经营发明创造是另一回事，正是这些重大发明落入了精明强干的企业家之手才可能推动经济、社会乃至历史发展。

　　同时张维迎对企业家所具有的精神推崇备至。那些以前被定格在19世纪西方人身上的冒险精神、创新精神、不满足精神、英雄主义精神都成为了企业家们所具有的精神气质，似乎他们就是那个时代创造奇迹的所有内在动力的代言人。由此推而广之，他认为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变革，只有拥有了这样一批有着高尚人格和精神气质的企业家才可能取得成功。张维迎的这种思维当然有些理想化，不过在那个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严重缺乏经济管理人才和创业者的时代，这种呼喊和正名无疑在突破几十年僵化思维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并且张维迎认为，这种期待在今天的中国还是不过时，因为企业家始终是经济变革的中流砥柱。据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任何时候都在为企业家打气，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国企改革中他认为资产流失到个人手中是一种有益的现象。

　　为私有企业摇旗呐喊

　　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有如此的推崇，张维迎自然对公司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同样看重。如果说企业家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角，那么公司制度在他看来就是组成市场经济的核心。在后来的《理解公司》一书中，他甚至提出没有现代公司制度，就不会有市场经济的存在，更不可能有世界范围的分工与经济全球化。同时，他又提出要正视公司的巨大作用，其前提是不能误解公司。现在中国经济体制之所以不能很好地发挥企业的作用，就在于将企业产权和企业管理结构分割开来。他认为要发挥公司在市场经济中的全部作用，就必须废除国有企业。原因有两个：一是私有产权是公平竞争的前提，国有企业的存在只能制造垄断和特权，拉低整个社会生产的效率；二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是企业利益各方的契约安排，没有这样的权责约束，是不可能将企业交到真正的企业家手中的，国有企业正是如此，他们要的不是真正的企业家，而是政治上正确的人。所以，如果继续容忍国有产权性质的企业存在，即使你选对了人，也不可能建立起激励企业创造的机制，还会阻碍企业家精神的建立，而且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由和手段，最后的结果就是无法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他还构建起了一套“企业家中心模型”，利用博弈论和帕累托优化等理论来证明只有在私有财产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一个不是只有利于自己的自由竞争环境。所以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必须实现国有企业的私营化，减少政府对企业运作的干预，甚至是在私有企业监管上适度放松，让真正的企业家成为大股东，减少小股东的束缚，给予企业家们更多的容错空间，为长期发展提供条件。

　　当然张维迎对于企业和市场经济的思考，远不止这些可以概括的，他甚至将社会信任的建立，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等等问题都和公司以及公司制度联系起来，围绕企业这个社会组织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他的言论看似都是在为企业说话，尽管是不是依靠单一组织就能提供一个完整的改革方案，是不是必须全部市场化有待商榷的，但他的言论基本都是基于市场化改革，并不是为了某一个团体。从“张林之争”就可以看出，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并不是那些冠冕堂皇的数据，而是要完成市场化，所以不管取得什么成就，在他看来只要政府还在安排和插手经济就是经济发展的失败，也就不难理解在所有时候他都把官方的、垄断的、国有的视为敌人。只不过他把公司当作了一种信仰，成为串起他大部分理论的载体，也是表达他市场经济信仰的载体。

　　□曾靖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