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少雅 芦晓春 文/图

　　1966年的夏天，当王彦森还是8个月婴孩时，他的命运转了个向。一场突如其来的脊髓灰质炎，让他还没来得及学会走路就永远失去了奔跑的权利。

　　可命运也一定没有想到，这个出生在天津市武清区大良镇向阳村的农村孩子，一次次用自己的执著驾驭着命运，用一双拐杖，为自己，为家人，为向阳村的村民们，撑起了一片幸福的天空。

　　“拄着双拐，咱也能逛北京城”

　　不服输，是所有认识王彦森的人对他的评价。跟那个年代的许多农家孩子不同，王彦森坚持念完了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课程。“小时候，妈妈背着我上学。放学了，班主任吴老师把我背回家。”

　　为了能让要强的儿子坐在课堂里，王彦森的父母用尽了一个乡村家庭所能想到的办法。初中时学校在邻村，离家八九里地。父亲用旧自行车改装了一个手摇三轮车，书包跨在腰间，王彦森手摇着这辆“父爱牌”三轮车，读完了初中和高中。

　　1982年，王彦森参加高考，分数通过了录取线，却没通过体检。他不服气，补习一年，政策变了，先体检再考试，坐在手摇车上的他，连准考证都没能拿到。

　　提起这段经历，王彦森依旧感慨不已：“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就是没能进大学读书。可我也理解，那时候大学毕业包分配，我这个条件，给人家添麻烦了。世界这么大，只要肯努力，条条大路通罗马。”

　　他进了成人夜校，晚上学裁剪，学电气，白天到乡里办的工艺厂做技术工人。半年后，他带着厂里的手工艺品，进故宫，爬长城，去首都机场，把工艺品推荐给常有外国游客光顾的门店，一趟业务跑下来，能给厂里带回几万块钱的订单。

　　“为了省钱，我尽量不坐车，去哪儿都靠这副拐。有一次从东单一直走到陶然亭，还背着一大袋我们厂里的样品。胳肢窝磨破了皮，可我挺高兴，拄着一副拐，咱也能逛北京城！”

　　“我有福气，摊上你这么个好姑爷”

　　王彦森有一个特殊的家庭，妻子是智力三级残疾，智商只相当于十来岁的孩子。“在这个家，我是她的脑子，她是我的腿。我们还有个共同的宝贝，健康‘可心’的女儿。”说起妻女，王彦森的脸上浮现出无限的疼爱。

　　女儿王可心今年16岁，已经亭亭玉立。父亲残疾和母亲智障似乎没有给她的成长带来什么阴影，成绩优秀的她不仅考进了镇里最好的高中，还成了学校的文体骨干。王可心的房间里，珍藏着从小到大父亲给自己的各种小礼物，“我的父亲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他让我知道，即使生活再困顿，敲起锅碗瓢盆也能奏起音乐的嘉年华。”

　　最让她自豪的，是父亲对姥爷的一片孝心。2011年4月，姥爷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住进了医院。父亲天天奔波在家和医院之间，送饭护理，无微不至。忙中出乱，父亲在送饭的路上摔伤了本已残疾的腿。可他还是坚持让朋友开车送自己到医院，医院没有电梯，朋友把父亲从一楼背到三楼，他再坐着轮椅给姥爷喂饭、捏腿。

　　姥爷出院后，王彦森干脆把老人接到家里照顾。剃头刮脸的活，王彦森一手包揽。妻子虽然不会照顾人，可是在王彦森这个“大脑”的指导下，也学会了给老人洗澡擦身。卧床整整两年，老人从未长过褥疮。今年4月，老人安详地走完了70多年的人生。临终前，老人拉着王彦森的手念叨：“我有福气，摊上你这么个好姑爷……”

　　“他比我们这些腿脚好使的人还能干”

　　从2005年至今，王彦森已经连续三届高票当选村主任。向阳村不大，300多口人，400多亩耕地。青壮年外出打工，老年人留下来侍弄几亩薄田。在村民眼里，这个村主任可是个“有求必应”的能人。“浇返青水、麦收、秋收，我们大事小事都找他，压根忘了他是个比我们还不方便的残疾人。”58岁的村民李维敏这样说。

　　有一年赶上夏收，偏偏下了一场大雨，怕麦子烂到地里的李维敏一大早就奔到王彦森家里，“彦森啊，再下雨我今年可就白忙活了。甭管咋样，你今天得帮我把麦子收了。”王彦森一边安慰她一边四处联系收割机，还没到中午，四五个麦客驾着收割机来到村头，不到天黑，全村的麦子都收完了。

　　“他比我们这些腿脚好使的人还能干。”村民王庆军几年前在外打工，企业给他上了一年的养老保险，这些年回了乡，却发现村里的养老保险办不了。“我是个大老粗，哪懂得这些政策。一趟趟地往镇里跑，人家说我不是缺了这个证件，就是那个材料不全。”王彦森听说后，架着拐往返镇里好几遭，没过几天，养老保险的折子就交到了王庆军的手上。

　　这样繁琐的小事，王彦森没少办。农村低保、养老保险、孩子上户口、红白喜事……他把村子里300多口人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村民来找我办事，是信任我，只要合情合法，我都给办，就怕自己办不好，让他们失望。”

　　采访快结束时，王彦森70多岁的老母亲走过来，递给记者和王彦森一人一个桃子，又马上把记者手里的桃夺下来跟王彦森的互换了一下，跟记者说：“吃这个，这个熟得透。”王彦森笑了：“这就是老娘一辈子教我的，甜桃给别人，自己的日子才能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