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夏季达沃斯“金融断层线”的论坛辩论会上，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我们很难避免另外一场金融危机。他判断的依据是，“我们仍然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国际货币体系不确定，“还有很多缺陷和隐患”也“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很多国家“陷入了美元陷阱”，而相关的创新措施不相配；美国QE的后果和影响还没被“彻底地了解”，美国利率上升导致大量资本流出新兴市场和欧洲市场。我们可能会面对另一场金融危机，可能规模、时间和内容不一样。并且，“政府的监管一直落后于情况的发展速度”。

　　与之辩论的西太平洋银行机构业务主管Rob Whitfield则不太同意刘明康的看法，他的理由是经过上一波危机，政府的监管能力和金融体系的抗灾能力以及灾后重建能力都增强了，即使市场有一些价格下降的反应也不一定就是系统性的风险。尽管如此，他并未反驳刘明康提出的金融系统存在问题，只是对是不是会导致新一波金融危机看法不同，他更为乐观。

　　此前一天，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年度报告，也表达了预防“导致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的原因重新抬头”的观点，该报告从全球经济平衡的角度，认为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都必须改变经济政策，以便促进增长。该报告认为我们应该改变，“继续现在的策略将不会产生我们所需要的可持续增长，世界将会非常不平等，而且最终会充满了动荡”。

　　在最近市场唱多声渐起，希望多于悲观的当前，这些声音显得尤为刺耳。从之后的评论看，人们更愿相信金融危机已经远去的判断，对唱多热情高于唱空。但问题是，热情有时代替不了现实。我们更谨慎的态度是，对现实做更悲观的估计，对潜在的风险做更及时更完备的防范。

　　我们不否认Rob Whitfield提出的抗灾能力和灾后重建能力都增强了的判断，但这一判断更多地基于欧美国家，而不是中国现实。我们在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处于外围而非核心位置，所受到的影响以及所采取的措施都远非核心国家可比。尽管我们也采取了4万亿的救市计划等措施，但我们的金融体系受到的冲击，相比欧美国家则较为间接些。这次危机后，美国对金融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欧洲也重新调整了银行业监管架构，他们的抗风险能力有所增强，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忽视对自身金融风险的防范。

　　从外部看，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确定和风险，仍会给我们带来冲击。资产外流的现象，也是一个真切的存在。尽管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近来有所回落，但资金紧张仍未能得到根本缓解。部分外资回流A股和中国企业外出融资的消息常常并存。国内来说，“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加大”，同时，我们的金融体系中，也着实存在一些潜在风险。比如近期频繁爆发的信托刚性兑付事件，继“中诚信托事件”后，恒丰银行因高管违规办理兜底，又被迫刚性垫付40亿元。除此，我们还应对房地产业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给予更多的关注。甚至有人担心，由于投资驱动、金融抑制、货币超发、房地产市场泡沫等现象，我们面临滑入日本“失落的十年”类的风险。相比欧美，我们的金融体系，更应该防范潜在的风险。

　　当然，这些风险，并非就会演化为金融危机；我们很难判断哪些是局部风险，哪些又会蔓延到全局，进而导致致命的危机。但之前的数次金融危机给我们的警示是，提前做出防范，及时改革金融体系，总不为过。我们需要化解潜在风险爆发的可能，尽可能采取措施让风险“软着陆”，不能任由风险累积而尾大不掉；同时，我们还要给局部风险做好防火墙，减少局部危机向全局蔓延的可能。当然，做到这些，仍需要我们加大改革的力度，让改革落到实处，让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