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文文

　　“追求最高的健康水准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这行简洁有力的文字，以联合国通用的六种语言，镌刻在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大楼的外墙上。

　　慢性病的侵袭、亚健康状态的蔓延、老龄化的加速、养生理念的培育、家庭收入的增加……这些都使得百姓对一个涵盖内容广泛的大健康产业的社会需求日益增加。可是，与美国、日本，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大健康产业与之存在着很大差距。那么，浙江健康产业现状如何？发展瓶颈何在？后续发力要靠什么？本报记者为此专访了卫生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家委员会委员， 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郭清。

　　记者：健康管理，您本身有“切肤感受”吗？

　　郭清：现在人们到了医院习惯点“三素一汤”，分别是抗生素、维生素、激素和盐水汤。“以药养医、以药补医”的现状是医疗机构药物不合理使用的根本原因。医生当然能帮你暂时缓解症状，却不能帮你长久保持健康。医生只能帮助你找到病因，指点你如何才能摆脱疾病的困扰，最终完成治疗过程得靠你自己。

　　我曾经是一名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患者，常常在半夜中疼醒，非常痛苦。但我坚持没有住院治疗。这一次的经历，让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反思自己的疾病以及疾病和健康的关系。其实很多疾病受精神因素的影响很大，工作、学习压力大、精神紧张就会发作。有些病单靠吃药是治不好的。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就会知道，这个病只能靠自己管理健康和养生调理才能奏效，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而不是单纯依赖医生。

　　记者：怎么来看发展健康服务业的意义？

　　郭清：2003年，“非典”暴发，迫使国人重新思考健康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公众健康。面对当时严重匮乏的医疗资源，我认识到随着医学模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我国正面临着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急性传染病的双重威胁。国内有近3亿慢性病人和2亿老年人，占用着大量的医疗资源，而“以疾病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显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与日俱增的慢性病面前显得捉襟见肘。只有通过保障和促进健康，未病先防，实现“重心下沉，关口前移”，才是破解之道。

　　治疗并不是终极手段，预防更重要。以前很少有人有建立”健康档案”的观点，现在慢慢多了起来。国家在不断地强化大家重视健康管理，去年9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今年9月，健康管理产学研联盟也即将成立。接下来国家会不断地推出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因为一是国内有庞大的需求，二是符合世界潮流，三是经济转型的一个突破口。有这三层意义在，未来健康产业发展的空间会很大。

　　记者：现在健康服务业发展是个什么状况？制约瓶颈在哪？

　　郭清：中国的健康服务业是起步比较晚的。以前有人说，“前半生拿命换钱，后半生拿钱换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在前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有时是以牺牲健康代价来换得经济成果的。现在条件好起来了，健康的需求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但是规划、产业、人才等等，都没跟上。

　　浙江省的健康管理师有200万的缺口，而全国真正拿到证书上岗的我估计只有几万人，浙江大概只有几千人。一个产业要可持续发展，人才是重要支撑。杭州师范大学建起了国内首个健康管理学院，国内首个治未病健康管理博士项目。在全国，唯一拥有本硕博三级学科的只有我们一家。我们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但光靠我们一家，辐射力还远远不够。

　　现在很多地方都对造“健康城”有很大的兴趣，但首先应是规划先行，否则重复建设又造成了资源浪费。你也注意到了，健康服务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国家“自上而下”来推动，顶层设计好了，交由各地去做，说明国家已经有了这个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