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 瑜

　　■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50周年②

　　纵然已流走了一个甲子岁月，这块灰黄相间的矿石依然保持着当年的“锋芒”——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的中国核地质标本陈列馆里，工作人员手持先进的伽玛仪慢慢瞄向它，伽玛仪顿时发出“嘎嘎”的声音。

　　1954年秋，这块产自广西的铀矿石被带进中南海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时任地质部常务副部长刘杰手持盖革计数器进行探测表演，放射性物质使仪器发出响声——证明我国地下埋藏有铀矿。如今这块为中央领导反复讨论、提供决策的矿石被誉为“开业之石”。

　　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主要元素，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有没有铀资源，是能不能自力更生发展核工业的重要物质前提。但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没有铀矿地质事业，只有个别地质人员对铀矿进行了零星的极其初步的探索。

　　我国有铀矿，但铀矿埋藏在地底下，有多深？分布在哪些地质构造里？品位规模又怎样？1955年，我国悄然组建了两支铀矿专业地质勘探队伍——新疆519队和中南309队，意在用地质科学研究和勘探技术手段解开这些谜团。

　　年届八旬的黄世杰和黄净白老人已满头银发。59年前，这两个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在工作分配时发生了交集，被通知到北京西苑大旅社报到。

　　“报到时我们才知道，要给原子弹找原料，必须严格保密。”黄净白回忆，当时大家被告知不能告诉家人自己干啥去，要去哪，只给了个信箱地址用于通信。

　　从北京先坐火车到武威，然后换乘敞篷大卡车，从武威辗转乌鲁木齐、喀什，车辆在土路上颠簸15天后，自嘲已被车轮卷起的黄土“染”成“泥猴”的黄世杰才到目的地柯坪。

　　当时已经开展航空放射性测量，以寻找放射性异常，实现概略找矿。航空放射性测量找矿速度虽然比地面快，但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飞行，而且一般在距地面150—200米的高度飞行接受的放射性信号最强，但如果地形突然变化，还是有风险，有数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通过航空放射性测量发现线索后，实地勘探还得依赖人。

　　“那时候我们西北的铀矿地质队伍过着牧民般的生活，每天一人一匹马，手持着有点像枪的探测仪，按照一定比例尺进行普查找矿，沿途要是有蒙古包就借宿在蒙古包，否则就睡睡袋，睡袋里还经常有虱子‘光顾’。”黄世杰回忆，白天的塔里木盆地温度可达50多摄氏度，进入天山冰雹就来了，可谓“冰火两重天”，吃不到新鲜蔬菜，白天野外工作口渴，就喝天山上流下来的雪水。

　　“我们好不容易上了大学，能够分配到这么艰苦的地方发挥作用，为国家做贡献，大家都很高兴，一点不觉得苦。”黄净白说，当时仅新疆519队就集结了好几千人，下面又分为若干个小分队。白天出野外，晚上整理资料，从开春一直忙到大雪封山方才收队。

　　中南309地质大队则在南方广袤土地上展开了找铀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发现了我国第一个花岗岩型铀矿床，开辟了我国找铀新领域；对江西相山铀矿田的勘查开发被誉为我国铀矿地质勘查史上的创举，实现了从一个航测异常点发展成为由几十个大、中、小型铀矿组成的巨型铀矿田，成就了相山“中国铀都”的美誉。

　　相关数据显示，在1955年至1960年我国铀矿地质初创阶段，我国相继建立了9个找铀矿地质队伍，普查和揭露队（组）88个，综合找矿队249个。通过快速找矿、快速勘探的方式，铀矿地质工作者向国家提交了12个铀矿床，找到了制造原子弹的“粮食”。上世纪50年代，当我国代表团和苏联专家谈判加速矿山建设时，苏联专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必须有500吨的铀资源储量才能进行矿山建设。1956年，我国地质人员终于提交了超过500吨储量的坑口铀矿床，为铀矿山建设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