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带来的红利

　　“大多数的经济谬误都源于一个认为这个世界总会存在一种美好东西的倾向———一部分人肯定能以与另一部分人相同的代价获得这种东西。”

　　———米尔顿·弗里德曼(M iltonFriedm an)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

　　在美国，从19世纪初期开始，人均G D P的增长速度平均达到了每年1.9%。若使用“70法则”(一种价值增加两倍的时间大体上等于70除以它的增长率)，我们看到大体上，每36年生活标准就会增长一倍———差不多相当于在人的一生中，生活标准会出现4倍的增长。

　　这种增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经济的增长能够帮助解决大量的其他发展挑战。如果美国的G D P每年的增长速度要比现在预期的增长速度提高1%，那么到2033年，美国人的财富将增长5万亿美元。如果G D P的增长速度比现在只快0.5%，那么美国的预算问题将在不改变政策的情况下得以解决。当然，过慢的增长将会使填补财政赤字变得更加困难，更不用说要在新项目的开发上增加政府支出或者实施减税政策。

　　那究竟是什么因素驱动了人均G D P的增长？这个增长部分来自更多资源的投入和使用，但大部分则来源于固定水平的投入能够带来更多产出的能力的增长———也就是说是生产率的增长。反过来说，生产率的增长来源于科技创新和技术成果。

　　生产率提升的速度在20世纪中期是非常快的，具体时间是在20世纪40-60年代，也就是在以电力和内燃机在汽缸内的点火为特征的第一次机器革命时代。

　　1987年，罗伯特·索洛本人也注意到了这种下降———它好像与计算机革命的早期阶段重合。他最为人熟知的评论是：“我们看到计算机时代来临了，却没有看到生产率数字的增长。”1993年，埃里克发表了一篇评论生产率悖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评论认为，那时的计算机产业还仅占到经济份额的一部分，只有到了像IT这类的通用目的技术真正发挥影响力之前，大规模的填补式创新才会有需求的土壤。之后，他又对一些个体公司的IT应用和与生产率相关的数据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它们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IT的“铁杆”使用者要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拥有更高的工作和生产效率。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效率的提升愈发明显，足以覆盖整个美国经济，从而带来了一场普遍的生产率增长大爆发。虽然这次提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在经济学家们仍把最主要的因素归结为IT的力量。

　　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生产行业生产率的飞速增长最为明显，但21世纪初期，所有产业领域的生产率增长甚至更快———当此前飞速增长的红利扩散到更多、更宽泛的行业之后。就像早期的通用目的技术一样，计算机的力量完全具备影响和它们本行业遥不可及的行业的能力。

　　总体上，在2000年之后的10年里，美国生产率的增长甚至超越了高速增长的20世纪90年代，当然也超过了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的增长速度。

　　今天美国的劳动者要比以往任何时期的生产效率都要高，但认真看最近的一些数字，你会发现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在2000年之后的5年里，生产率的增长是比较明显的。但2005年之后，生产率的增长就没有那么强劲了。

　　最近生产率的减速，部分原因来自经济萧条及其后遗症的影响。金融危机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导致了消费者信心以及财富的崩溃，进而引发了严重的需求缩减和G D P增长的下降。虽然技术行业的萧条在2009年6月就终结了，但正像我们在2013年写到的，美国经济的运行仍远低于其能达到的潜力水平———失业率是7.6%，而产能利用率是78%。在这次萧条期间，任何计量标准，包括产出的数量(比如劳动生产率)，至少都会临时性的走低。事实上，当你回过头来看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初期，生产率并不仅仅是增长的减缓，实际上是连续两年的下降———这是最近的萧条时期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对增长持悲观主义态度的人士在20世纪30年代要比现在更容易听到相同的声音，但在接下来的30年里，却是20世纪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时期。

　　对这一次生产率大爆发的解释是，当通用目的技术被引入之后，我们经常首先会看到生产率增长的延滞，之后才是生产率的高速腾飞。在一波又一波填补式创新的推动下，电气化所带来的红利延展了近一个世纪。现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数字化通用目的技术仍然显得不够深刻。不过即使摩尔定律创造的神话就此终结，填补式创新也能再次延续数十年，并且能够持续不断地促动生产率的增长。然而，不像蒸汽机和电力，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技术将持续地以令人吃惊的指数级速度增长，这种能量将在完美的数字化世界里不断地被复制，组合式创新也将从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当然，路并不是一直平坦的，我们仍然没有摆脱商业周期的宿命。但数字化时代红利的基本规则已经成形，它超越了我们所经历过的任何一个时代。

　　进入新经济时代

　　“G NP里看不见纯美的诗歌，听不见超群的公共辩论。它衡量的既不是我们的智慧、勇气和学识，也不是我们的同情心和奉献精神。它只能衡量每件实实在在的东西———除了那些让生命更有价值的东西。”

　　———罗伯特·F·肯尼迪(R obert F . K ennedy)美国前司法部长、美国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弟弟

　　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繁荣的初期，风险投资者经常开玩笑说，在新经济中只有两个数字，一个是无穷大，另一个是零。当然，新经济中很大一部分的价值来源于很多产品的价格下降到了零。

　　假设华纳兄弟娱乐公司制作了一部新电影，你可以花9美元去观看这部电影，你的生活福利是不是增长了？在这部电影构思、摄制和公映之前，你不会以任何价格购买到，哪怕是无穷多的钱。在某种意义上说，电影的价格已经从无穷多大幅下降到了9美元———或者是你愿意买票去观看的最高价格。同样，我们现在也可以接触到以前从来不存在的所有新型服务。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生活福利增长的很大一部分，不仅仅是由于我们使现有的产品变得更廉价了，而且还由于我们扩大了产品的类别及可以使用服务的范围。

　　77%的软件公司每年都会有新产品发布，而且互联网零售业的发展也使大多数消费者能够获得更多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轻点一下鼠标，超过200万册图书就能够在亚马逊网站买到。相比来看，传统的实体书店一般大约只有4万册图书的存量，即使纽约市规模最大的巴诺书店，图书存量也仅有25万册。

　　想象价值创造的其中一种方式是，设想新的产品总是存在，只不过价格很高，没有人能够买到。要想让人买到，就得把产品的价格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在计算机化的目录管理系统、供应链和生产系统变得高效、灵活之后，大多数实体店的存货单位(StockK eepingU nits，缩写为SK U s)都有了大幅增长。根据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的说法，对于整体经济来说，官方的G D P数据并没有把每年给生产率带来0.4%额外增长的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价值计算在内。请记住，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每年生产率的增长基本都在2%左右徘徊，因此，新产品的贡献率并不是很小的一部分。

　　数字化也给我们搜索和购买当前的产品和服务带来了很大的便利。降低搜索和交易成本意味着我们能够快捷地完成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在这一过程中，效率增加了，也更加方便了。例如，点评网站Y elp收集了数百万顾客的评论以帮助食客找到价格实惠、菜品上乘的饭店，即使是他们到其他城市旅行也可以实时浏览。还比如，你只需要点几下鼠标，就可以在订餐服务网站O penT able上预订一桌可口的饭菜。

　　简而言之，像这类的数字化工具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同。在过去，由于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够通畅，即使销售方效率低下或者出售的商品质量不好也能很容易就掩盖过去，加之地理距离因素也限制了销售方之间的竞争。而像F indT heB est和K ayak这样的类比网站出现之后，航空旅行、银行、保险、汽车销售、动画和其他很多行业都正在被消费者的搜索能力和彼此竞争的销售方所改变。现在，不具备一定服务标准的销售方已经很难再吸引信息不通畅或者易于轻信他人的消费者了。而且，销售方也无法同其他地方的能够提供更好服务的销售方“绝缘”了。

　　由日益增长的共享经济所带来的无形优势———更好的匹配度、更快捷和贴心的客户服务体系以及逐渐增加的便利性，被1996年的波斯金委员会标识为很难被官方价格和G D P统计数据估算的因素。这是另外一种衡量方式，以这种方式衡量，我们真正的增长要比标准的数据大得多。

　　数字化技术催生财富的重新分配

　　“富裕与贫穷之间的不平衡是所有共和国最古老的、最致命的疾病。”

　　———普鲁塔克(Plutarch)罗马传记文学家、散文家，柏拉图学派的知识分子

　　技术进步，尤其是数字技术领域的进步，正在驱动财富和收入史无前例地重新分配。数字技术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复制有价值的思想、创见和创新。它既在为社会又在为创新者的财富创造着红利，但同时也减少了先前重要的劳动力因素，使得很多人不得不面临收入大幅下降的困境。

　　技术红利和财富分化的结合挑战了两个普遍却相互矛盾的观点。其中一个普遍性的观点是，技术的进步总是能促进收入的增长。另一个是自动化会给劳动者的工资带来损失，因为人被机器代替了。上面这两个观点都有一定的事实根基，但现实情况却有些不同。迅速发展的数字化技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没有哪一条经济法律指出，所有的劳动者，或者是大部分劳动者，都将会从这种发展中有所获益。

　　考察中产阶层的收入情况(也就是在整个分配体系中处于第50个百分点的劳动者的收入)是个不错的起点。1999年是美国中产家庭真正收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达到顶峰的一年。那一年它达到了54932美元，但接下来就开始下降。到2011年的时候，差不多下跌了10%，也就是到了50054美元，即使这一年美国的G D P创了新高。尤其是，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都呈现出了下降趋势。

　　与此同时，在美国，自从大萧条以来的第一次，超过一半的收入集中在了10%的顶层美国人群中———这一年是2012年。1%的顶层人士获得了整个国家超过22%的收入，这一份额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两倍还多。在经历了2011～2012年的收入大增长之后———这一增长超过了1927～1928年以来的任何一年，1%的顶层美国人之中又有1%的超级人士(在美国仅有几千人)年收入超过了1100万美元，这些人所占的收入份额达到了美国全部收入的5.5%。

　　尤其是在最近的一些年，随着像薪资管理软件、工厂自动化、计算机控制机器、自动化存货管理和文字处理等技术被用于日常工作，办公室文员、工厂工人以及从事机械式信息处理加工工作的人员的很多工作都被替代了。

　　技术不仅在掌握着不同规模人力资本的拥有者中间创造了赢家和输家，它也在改变着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即在实体资本的拥有者和劳动力之间的分配。

　　当富士康的创始人郭台铭购买了3万个机器人在位于中国的工厂里工作时，他是在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同样，当一套自动的语音响应系统取代了人工呼叫中心接线员时，整个运转体系的资本会出现增长，而劳动力相应就减少了。

　　据罗德尼·布鲁克斯推算，Baxter机器人的使用成本大约是每小时4美元，包括所有的成本。只要人工成本超过了每小时4美元，那么经济的刺激作用就会促使他们以资本(Baxter)来代替劳动力。

　　可以想象，在Baxter之类的机器人真正到来之时，对普通劳动者薪酬的影响也会呈现向上或向下的变化。如果一些劳动者的工作和机器人可以替代的工作非常接近，那么他们的薪酬就会面临向下的压力。如果摩尔定律和其他技术进步因素能够促使未来的Baxter版本的使用成本达到每小时两美元，然后下降到每小时一美元(甚至还会继续降低)，而且机器人所能操作的工作任务种类和复杂程度都在增加，那么这些劳动者的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糟糕。

　　技术不仅在掌握着不同规模人力资本的拥有者中间创造了赢家和输家，它也在改变着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即在实体资本的拥有者和劳动力之间的分配。

　　在美国，劳动力占G D P的份额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一直呈下降趋势，在2010年第三季度跌落到它的最低点——— 57.8%。而且，这也是一个全球现象。

　　劳动力份额的下降，部分是由于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两种发展趋势的影响和后果：参与工作的劳动力减少了，而那些还在工作的劳动力工资也比以前更低了。结果，虽然在过去劳动力报酬和生产率一直是相继发生增长的，但在最近一些年，它们之间的鸿沟扩大了。

　　如果生产率在增长，而劳动力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在攫取价值，那么谁攫取了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实体资本的所有者。

　　数字化时代：赢家通吃

　　“一台机器可以做50个普通人的工作，却没有任何机器可以做一个拥有特殊技能的人的工作。”

　　———阿尔伯特·哈伯德(Elbert H ubbard)美国著名出版家和作家《把信送给加西亚》一书作者

　　每当一种市场被数字化之后，赢家通吃的经济学逻辑就会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超级明星的经济学最早由经济学家舍温·罗森(Sherw inR osen)在1981年纳入探讨与分析。在很多市场中，在选择一种产品或服务时，购买者会倾向于选择最佳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当受能力所限或者运输成本高昂时，最佳售卖者也只能满足全球市场的一小部分(比如，在19世纪，即使是最出色的歌唱家和演员，每年最多也只能为几千人演出)。其他一些次级的售卖者，也会有他们自己的市场。但如果一种技术的进步能够让每一位售卖者廉价地复制他或她的产品或服务，而且还能以极低的成本(或者没有成本)传播到全球，那么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你会发现，突然之间，顶级的产品提供方能够获取整个市场了。次级的产品提供方可能也很出色，但那都无关紧要了。每当一种市场被数字化之后，赢家通吃的经济学逻辑就会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赢家通吃的市场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弗兰克和库克正在撰写他们那本极具先见之明的书。他们对这些赢家通吃的市场进行了比较，在这些市场中，劳动者的报酬主要是由相对绩效决定的，而在传统的市场中，收入和绝对绩效的关系更紧密。为了理解这种区别，我们假设最出色的、工作最努力的建筑工人每天能够砌1000块砖，而排在第10位的建筑工人每天能砌900块砖。在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中，报酬能够恰当地反映出这种区别，不论它是由于效率和技能更高，还是仅仅由于工人干了更长时间。也可以说，在一个传统市场中，如果一个工人以90%的技术或者90%的工作努力程度创造了90%的价值，那么他就会获得90%的劳动报酬。这就是绝对的绩效。

　　比较来说，一位软件程序设计人员编写了一种更出色的地图应用程序———载入得会更快，数据也更完整，或者程序的图标也更漂亮———那么，这一应用程序就有可能完全占领市场。而对排在第10位的地图应用程序来说，它几乎就没有了任何市场，即使这套程序在运转上也差不多同样出色。这就是相对绩效。当人们能够获取最出色的产品时，将不会把时间或精力花费在排名在第10位的产品身上。当消费者更多关注的是相对绩效时，即使在技能、努力程度或者幸运上稍有一些不同，也可能导致千倍或者百万倍的营收差异。2013年，市场上有很多交通导航类的应用程序，但G oogle只看中了一个(也就是Waze)，它花费了10亿美元购买了这一应用程序。

　　为什么赢家通吃的市场现在如此普遍？主要是由于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技术变革，尤其是以下这三种类型的变革：

　　(1)信息、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化变革愈演愈烈。

　　(2)交通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通信技术则出现了大幅提升。

　　(3)网络及其标准化应用的重要性日益突显。

　　数字化创造了赢家通吃的市场，因为，正像上文所提到的，数字化产品的容量限制已经变得日益无关紧要。产品的生产者仅凭自己再加上一个网站，就能几乎满足成千上万的客户群体。每一个数字应用程序开发商———不论它的办公室有多么简陋或者员工规模有多么小，都可能变成微型的跨国公司，而它开发的产品也能以一种第一次机器革命时代难以想象的速度呈现在全球客户面前。

　　比较起来，个人服务(比如护士)或者体力类工作(比如园艺工)的经济模式几乎完全不同，因为在这种模式下，每一个提供者———不论他的技能如何熟练或者工作如何卖力，也只能满足全部市场需求的一小部分。当一种市场行为从第二梯队转移到第一梯队时，那么经济运转模式就变成赢家通吃模式了。而且，降低价格这种拯救二流产品的传统做法，对于产品性能已经与世界一流产品相差甚远的公司来说，也毫无助益。数字化产品的经济规模巨大，能给市场领先者提供巨大的成本优势和空间，进而能从价格上击败任何利润还很可观的竞争对手。而一旦他们的固定成本被覆盖，每个边际单位的生产成本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一种由赢家通吃的市场占据主体的经济模式和我们早已熟悉的工业化经济模式，拥有截然不同的发展动力。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提到的创造性破坏指的就是，每一种创新不仅为消费者创造了价值，还彻底摧毁了之前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即使赢家规模扩大并站稳了市场，但反过来，它们也容易遭受到下一代创新者的攻击。熊彼特观察和分析认为，软件市场、媒体行业以及互联网产业的前景要比传统的生产和服务产业广阔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