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面临着国家发展战略的新要求，也面临着国际经济政治环境新变化的机遇和挑战。

　　一方面，世界经济形势充满变数。国际金融危机深刻改变了世界，全球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通道，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上升。美国经济出现稳健复苏迹象，但发达经济体很难在短期内整体实现经济回暖，经济社会结构性矛盾复杂难解。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面对新的国际经济形势，各国都须在新的全球价值链中重新定位，我国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只是一个经济总量大国，还不是经济强国。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各种结构性矛盾渐进累积，内需外需不协调，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仍然较大，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和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传统的改革红利、开放红利逐步消退，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增长的阶段性转换成为必然。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转入新常态，表现出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许多特征，如增长的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换挡；增长的动力机制逐渐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资源配置的机制着力于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面对新常态，如何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开拓更广阔的国际、国内发展空间，使我国在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中有源源不断的新的续航动力，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同样如此。我们应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深刻认识新趋势，主动适应新变化，积极抓住新机遇，调整区域结构，充分挖掘区域经济潜力，深化全方位开放，为经济发展释放出更为长期、持久的动力。

　　把区域全方位开放作为对外开放的抓手，把改革的攻坚领域与开放的重要环节紧密结合起来；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从局部开放过渡到全面开放，从积极“引进来”到主动“走出去”，创建国际竞争新优势，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力争实现更高层次、更多维度、更多联动的开放格局，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激烈的国际经贸格局博弈中谋划主动。

　　坚持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并重的基本方向，实施各具特色、多元多层的开放战略；坚持把深化沿海开放与拓展内陆开放、沿边开放和沿陆桥开放结合起来，加快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均衡协调的区域开放新格局；坚持把向发达国家开放与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结合起来，扩大各方利益交汇点；坚持把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结合起来，拓展经济发展的新空间。

　　一是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并重。我国区域之间有着较为显著的差距，这为区域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比如，东部地区充足的资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为中西部地区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和智力支持；而中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和亟待转型升级的产业，既为东部地区发展提供丰富优质的生产资源，也促进了东中西部在产业转移与承接、技术转让等方面实现合作共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把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建立公平、统一市场，扩大对内开放的途径。

　　二是向海开放与向陆拓展并进。我国既要重视面朝亚太地区的向海开放，加大中国（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的力度，充分利用东部沿海开放的先发优势，为国家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累经验，同时也要充分挖掘毗邻亚欧大陆的陆缘优势，扩大我国经济的对外辐射力，开拓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三是沿边开放、内陆开放与沿陆桥开放并行。我国各省区市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各不相同，发展差异较大。开放路径应充分结合自身区位条件，因地制宜、差别进行。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应充分利用与周边国家的技术梯度，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强技术、资本输出，大力拓展对外贸易和技术合作；加强资源、能源领域的合作；充分发挥加工制造业和高技术优势，开展对外贸易和技术合作；统筹协调推进海上运输通道与陆上基础设施、产业合作园区和机制平台建设；在东南亚等周边地区建立起中国投资、制造、销售、服务、合作的开放新模式，拓展“中国智造”的高增值商品和优服务结构。

　　四是“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我国的对外开放，一方面要提高“引进来”的质量，注重“选资”，选择有利于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外资。围绕产业发展规划、基础和条件，研究主导产业、优势产业、重点培育产业的发展需求和缺失环节，按照建链、补链、强链的要求，制定招商引资规划，提高项目引进质量；另一方面，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和个人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投资合作、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打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着重提高“走出去”的规模和质量，从劳务输出和工程承包等初级形式，转向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应推进外商投资便利化，积极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鼓励外商在我国扩大投资。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建立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省份口岸大通关协作机制，全面推行直通放行、绿色通道等通关措施，提高通关效率，探索推行口岸电子政务“一口受理”制度。目前，亟待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修订对外投资的管理办法，加强对外投资的监管。着力打造生产和贸易供应链、金融供应链、基础设施供应链、人才供应链、公共服务供应链，降低中国和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成本，营造良好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