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战场上金戈铁马的痕迹已经消失，但侵华日军的残酷暴行和我抗日军民的英勇抗战却成为中华民族恒久的印记。历史是一面正衣冠、明是非的镜子。我们坚持维护历史事实和真相，要求日本一些人正视历史，是要和世界维护正义的国家和人们一起维护人类的良知以及战后的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如今，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不再积贫积弱，但“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的道理并没有过时。中华民族要振兴要崛起，仍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抗战精神，凝聚起和平发展的正义能量，要靠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征程中开拓创新，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尽我们的力量。

　　永远铭记那段历史

　　向守志口述 本报记者 薛海燕整理

　　向守志：南京军区原司令员，1917年出生于四川宣汉，祖籍湖北麻城，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我还不满17岁，如今80年已然过去，我也从一个少年战士变成了耄耋老人。历经战火洗礼终赢得苦尽甘来，但一场场血与火激战的枪声炮声军号声常在耳边回响，身处和平年代但沙场点兵、枕戈待旦的日日夜夜永生难忘。

　　1935年10月，我随部队踏上了二万五千里漫漫长征路。且不说沿途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就说“走路”这一件事，就触目惊心。在我当红军的第一天，母亲就连夜为我赶做了一双粗布袜套，打了一双草鞋，但我一直舍不得穿，直到爬雪山、过草地时才穿上。

　　雪山的恶劣条件让我们步步艰辛，不时就有战士倒下，长眠于雪窝里。我想了很多救他们的办法，后来用一根竹棍救了十几位战友的命。但是到了草地上，河沟交错，积水成洼，遍地是稀泥烂草，竹棍救人更加艰难，不能再像在雪山上一样用蛮力，而要用巧力，否则不但救不了战友，还有可能把自己也拉下去。虽然曾成功救起过战友，但仍有很多朝夕相处的战友永远地走了，令我痛苦万分。长征，让我懂得了什么叫战争，什么叫真正的军人。

　　抗战的8年里，打了无数次的仗，其中有3次战斗印象最深，而这3次战斗也是我军军史上的经典战例。神头岭伏击战，为了破坏日军向晋南、晋西进犯的交通运输线，我指挥机枪连的6挺重机枪猛烈射击，打得鬼子狼奔豕突，这场硬战我军共毙伤俘日军1500余人。响堂铺伏击战，为了切断日军从河北邯郸进犯山西的要道，我要求机枪连的战士，首先要消灭掉汽车上担任掩护的鬼子，然后打汽车驾驶员，最后打汽车的轮胎和油箱。这样的战术让我们共歼日军400余名，缴获全部汽车。凌石屯伏击战，我们歼灭了大部分的鬼子，少部分逃走的还很狼狈，有的是光着屁股逃回去的，鬼子“裸奔”一时在那一带传为笑柄。

　　能最终走完长征路并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靠的是信仰的支撑，没有信仰的军队只能是乌合之众。时至今日，我仍忘不了那些牺牲的战友。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够永远铭记那段历史，铭记为了赶走敌人而牺牲的烈士们。

　　始终坚守信念

　　仲秋元口述 本报记者 金 晶整理

　　仲秋元：出生于1920年，江苏苏州人，抗战期间曾担任生活书店会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局处长兼新华书店总店办公室主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

　　1938年春天，日本侵略至山东枣庄。那一年我才18岁，刚从枣庄中兴煤矿一所职业学校商科毕业，来到武汉汉口。我要在这里找工作，而工作的首选就是向往的生活书店。

　　当时创办生活书店的人，正是我国著名政论家、出版家、新闻记者邹韬奋先生，而面试我的书店总经理徐伯昕，也是我国一位著名的出版家。经过考核，我成为生活书店总店会计，开始了与书店相伴成长的岁月。

　　武汉沦陷后，我被派去甘肃兰州，成为协助分店经理薛迪畅的“二把手”。再之后，我又从兰州来到重庆。

　　峥嵘岁月，危险重重，由于受到查封或被勒令停业，生活书店的分支店一度减至6处，再后来国内分店只剩重庆书店一家。环境恶劣，但坚守信念。我想入党，但不知书店里谁是党员。到重庆后，我就去了新华日报。那里的同志说，由于很多人被捕，从1939年开始南方局下令不再吸收党员。但是，好的同志还是要继续培养的，等到一定时候再吸收。

　　1945年12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中，一位是江姐的丈夫彭咏梧，一位则是江姐的好友何理立。

　　从1938年进入生活书店，到1951年告別三联进入出版总署工作，我前后经历了13年的书香时光，尽管书店并不是战斗一线，但深厚的革命情感不会动摇。革命人永远年轻，我希望自己能为党和国家多做一些事情。

　　薪火代代传

　　刘占云口述 本报记者 佘 颖 钟华林整理

　　刘占云：生于1923年，1937年在四川泸州应征入伍，参加过二次长沙会战、江西对日作战等

　　1937年，我在四川分水岭志愿兵团入伍。不久，志愿团就来到湖北省杨桂县，我被编入44师132炮团迫击炮连3排，正式上了战场。

　　1941年，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我和部队奉命驻守影珠山。这座山很高，我记得当时是9、10月份，可山上的积雪仍有3尺多厚。我们在山上，日军在山下。日军只要有动作，我们就朝山下开火。有一次，日军“呀呀呀”地喊了一阵日本话便往上冲，竟然冲到了阵前。那时候再打枪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就近身跟他们拼刺刀。

　　就这样反复多次攻守，双方相持了近1个月，日军终于撤退了，我们立即追击。日军极其残忍，一边撤退，一边沿途放火烧村庄。追击的时候，很多老百姓惨遭杀害。

　　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部队开到江西。当时，我的班长是共产党员，他介绍我加入了八路军，后来又加入解放军220师。可日军的装备比我们好太多了，我们就和他们打游击战。在山顶上看见敌人，拿枪就打，等消灭了敌人再去打扫战场，有时一场仗下来能挑回来两担子没用过的子弹。

　　抗战结束后，我回到了四川。当兵的经历对人生意义重大，我从没有后悔过。好男儿就应该为国尽力、保家卫国。2011年，我的孙子进入甘肃空军后勤部队，成为了一名军人。去年，我的外孙进入贵州铜仁消防总队，成为一名消防战士。我希望我的子子孙孙都争取当兵，保家卫国。

　　烽火人生路

　　李善述口述 本报记者 陈 郁整理

　　李善述：1916年出生，山西省尧都区段店乡东段村人。曾参加过中国工农红军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等

　　1936年3月，我母亲病了。为给她筹集医药费，我牵着家里的小牛犊到集市上去卖。集市上，红军的宣传让我热血沸腾，我当即报名入伍。参军后，我被编入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师三团三连的先头部队。当时，为了扩大革命根据地，红军相继发起东征、西征战役。甘肃省庆阳市环县曲子镇战斗是西征战役的第一战。

　　在曲子镇战役中，因弹药缺乏，战士们全部上刺刀与敌人展开肉搏，当年，我用大刀一连砍死7个敌人。战斗快结束时，我的头顶右侧被敌人打中，脑盖骨被子弹打裂，只有一层脑膜未被打破。后来，战友告诉我，我滚到坡下不省人事，但枪还是紧紧抱在怀里。

　　由于作战勇敢，战斗结束后，我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并荣记三等功。

　　1937年9月，我所在的115师奉命攻打平型关。那会儿日军人员很多，为了能突袭成功，我们连夜冒雨提前到达伏击地点待命。第二天上午，日军进入埋伏圈，战斗打响了。经过一天激战，1000多个鬼子横尸山野，八路军摧毁敌军汽车100余辆，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极大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和士气。那一战，光搬运物资，我军指战员加上附近的老百姓，就用了整整两天时间！

　　1940年，我担任骑兵侦察二排排长。当年秋天，随部队参加了百团大战，攻克娘子关，后来又到河北唐县、涞源参加对日作战。

　　年轻时跟着部队到处打仗，为的是救国救民，如今年纪大了，还是要加强学习，不能躺在功劳簿上。我们得给年轻人做个好榜样。

　　一腔报国志

　　尤广才口述 本报记者 陈 郁整理

　　尤广才：生于1919年9月3日，山东台儿庄人。1938年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1944年4月，被编入中国驻印部队，入缅甸对日作战

　　1938年春末，台儿庄战役打响。那一年，我19岁，我跪别了60多岁的老母亲，考入“战时工作干部训练一团”，简称“战干团”。两年后，又被分到54军军部特务营任排长，一年后升任第50师特务连连长。我们的部队在滇越边境驻防，防御在越南的日军进犯。

　　1944年4月，我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立刻飞赴缅甸前线，参加对日作战！这也是中国派出的第二批远征军。

　　那次飞行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坐着运输机飞越了著名的“驼峰”航线。这条航线从昆明到印度东北加兰邦的汀江机场，全长840公里，要经过喜马拉雅山东段群峰，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峰背，因此被称为“驼峰”。“驼峰”航线高度在6000米到6500米之间，空气稀薄，受气流影响变化大，很多飞机因此坠落山谷，机毁人亡。而“驼峰”又是日军空军和高炮控制区，因此也被称为“死亡航线”。

　　战斗中，特务连负责沿公路正面进攻。仗从早晨打到中午，我率两个传令兵、一个号兵跑向最前线。敌人的狙击手发现了我，瞄着我打，号兵周勇因为贴在我身边，被打中当场牺牲。眼看着他倒下，血从军服里冒出来，我们只能继续往前冲……直到今天，这一幕我也无法忘掉。我们很多的战友，都是这样牺牲的。

　　这一战结束后，我和我的不少战友受到了表彰。《陆军第五十师缅甸西保战役有功官兵勋绩表》对我的评价是：“忠勇果敢，指挥从容，行动坚决，于三月十六日攻破敌坚固阵地，一举追敌至数英里，使敌不逞而抵抗。”

　　誓死保家园

　　谭昆山口述 本报记者 刘 麟整理

　　谭昆山：1937年入伍。入伍前是湖南省祁阳县浏湾小学的算术老师，后编入陆军74军58师172旅343团5营8连，任“敢死自愿队”队长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年仅16岁的我还是个小学的算术老师。8月，74军招考干部训练班，一想到可以打鬼子，我当即决定，丢下粉笔头，从军去！

　　1939年2月，春节刚过，我所在的部队接到紧急任务——收复江西省高安县上高高地。当时我们组建了“敢死自愿队”，队长由我担任，每个人都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上高高地的地形非常独特，四周植被覆盖少，掩护条件很差，易守难攻。那时，高地上早已布满了日军的重重埋伏。因为双方火力悬殊较大，日军武器精良，我军伤亡惨重，高地久久未能攻下。由我带领的20名敢死队员已有3位牺牲。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当我的战友郭占魁渐渐接近敌人的碉堡，突然火花四起，他被日军发现了！当时，大伙儿都以为他已经牺牲，没想到他又重新站了起来。他趴在从碉堡里伸出的机枪的右侧下方，一只手紧紧抓住碉堡下方的沿壁，另一只手掏出手榴弹，用嘴狠狠拉开引线，就往机枪口里塞去。“砰”的一声巨响，敌方碉堡被炸开了花，郭占魁壮烈牺牲了。碉堡被炸掉后，敌军阵脚大乱。激战持续10多分钟，枪声爆炸声渐渐弱了，我知道，我军胜利了！

　　一寸江山一寸血，保家卫国，我和我的战友们都是用命在拼。今年我93岁了，但抗日战争保家卫国的一幕幕常常在我脑海里浮现，我也常常叮嘱我的后代和朋友：勿忘国耻，振兴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