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

　　核心提示：国内制药企业有6000多家，每年有1万多种新药被批准注册，尽管这其中有90%以上都是改头换面的仿制药，但同样需要临床试验。因此，药商对于试药人的需求量非常大。在南京、北京、上海等诸多大城市，都少不了大学生参与药物临床试验。

　　试药人多是大学生

　　据报道，武汉大约流动着1000多名试药人，他们之中大部分都是武汉各高校的学生。有记者爆料说，这些大学生大多通过QQ群、微信群等建立联系，有一个固定的牵头人，也就是俗称的“药头”作为中介。

　　试药人不算一份职业，却往往能比正常的工作赚到更多的钱。近期有新闻爆料称，武汉有一群大学生成为了职业试药人，并且无视法律规定，频繁试药。按照我国法律规定，试药人三个月之内只能试一种药，但这群大学生里竟然有人三个月内进行三次到四次试药，相当于每个月差不多试一次药。

　　尽管知道频繁试药可能带来伤害，这些大学生仍然选择试药，原因只有一个：钱！

　　生活在上海的年轻人小罗（化名）和朋友2009年曾经在招聘网站上看到招募试药人的信息，一次3000多元。小罗的朋友动了心，于是硬拉着小罗前往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家医院体检。据小罗回忆，当时的体检非常严格，需要验血、尿检等，在经历了一系列检查之后，小罗的朋友因为身体不合格被拒绝。

　　“我朋友当时有些遗憾，因为那次所试的药物风险不是很大，对他来说，在医院呆上两天就能拿到3000多元非常划算，他家里条件不是很好，能够得到这样一笔资金，确实可以缓解一些经济压力。”小罗告诉记者。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朋友献血拿了1000多元营养费，“你也知道，做其他的兼职赚钱不多，只有像这些钱来得比较快。”

　　其实在医院和医药公司的眼里，试药人也分“三六九等”，最受欢迎的试药人是医学院的学生。

　　“学医的人理解为什么要进行临床试验，因此在参加临床试验的时候比一般人要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邱仁宗说道。邱仁宗表示，不仅在中国，在美国，同样也是医学院的学生参与临床实验的较多。

　　对武汉大学生试药族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试药的学生中有六成是因家庭经济困难，剩下的四成是因为花钱如流水，急需现金补漏洞。也有是刚毕业的学生，薪资不如意，只好靠试药赚钱。总之，试药人参加试药的目的只有一个钱字。

　　神秘的药头

　　在试药人圈子里，“药头”是十分神秘的角色。许多试药人可能都没见过“药头”的面，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名，但通过这些“药头”，试药人可以掌握到最新的试药机会。

　　如今，试药信息的传播方式更是与时俱进。记者在一些招聘网站上看到了有关试药的招聘广告，上面详细地写着“试一个星期，休息一个星期，再试一个星期，共计14天3600元，仅限男性，拒绝短信报名”，公司地址显示是“上海国家正规医院”，但并没有注明是哪一家医院，除此之外，还有一位王先生的手机号码。

　　记者试着拨打该名男子的电话，但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随后，记者又拨打了另外四条试药人招聘信息中的联系方式。

　　曾经号称北京最大试药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表示，他们和试药人的联系主要依靠微信和QQ群，试药人会被用数字分类标注。一名职业试药人表示，每次试药后，“药头”会抽取一部分的钱作为中介费。上海的阿冰（化名）曾经接受过一项肿瘤药物的试药活动，在医院住了两天，医院回访了四个月，最后他拿到了1.2万元的报酬，而他的“药头”抽取了大约3000元的中介费。“这还算少的，有些中介会抽取更多的费用。”阿冰说道。

　　有4年多试药经验的北京人阿明（化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介每介绍一个合格的试药人后，会拿到约500元的报酬。“一些医院会勾结中介尽量压低试药人的费用。前几年这样的情况比较频繁，这两年偶尔会有，中介和医院一起压榨试药者。”阿明说道。阿明表示，就在几天前，北京某医院进行了一次插导尿管的试验，在中介和医院压榨之后，每个人拿到1万多元的报酬，但事后，中介又向每个试药人收取了1000元的费用。阿明告诉记者，北京有十几家做试药的医院，一些小医院会勾结中介，但名声较大的医院会有所顾忌。

　　试药有风险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更何况健康的试药者服用的是并没有通过检测的药物。

　　在一段讲述试药人生存状态的纪录片《我拿性命赌明天》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以前是特别阳光的一个人，但是现在就是高兴不起来，我总怕哪一天它会变得很严重，或者说会突然死掉之类的。在我心里它就是一颗炸弹，不一定哪天就爆了。”

　　这是试药人于坡的内心独白。在试药之前，于坡没有得过什么病，抵抗力一直很强。2010年于坡参加了抗肿瘤药物的试药活动，1万块钱的报酬对于坡来说诱惑力很大。在打完针之后，一 开始并没有特殊的感觉，但过了一两分钟之后于坡的肚子开始剧烈地疼痛起来，心跳也变慢，像是被大石头给压住了。

　　在后来的身体检查中，于坡的身体状况不正常，医院对于坡的治疗咨询显示出一种消极的态度，药厂在于坡试药前曾承诺过有问题可以随时沟通，但于坡后来一直没法打通药厂的电话。“像这些药厂、这些医院没一个好东西，他们只为了钱，只为了利益，我在他们眼里只是一只小白鼠。”于坡如是说。

　　试药人阿明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参加了某抗肿瘤药物的试药之后，阿明总是感觉胸闷气短，身体不适，但负责试药的医院和药商互相推诿，没有给过阿明任何赔偿。“如果知道这么严重的后果，给多少钱都不去。”阿明说道。阿明前后进行了约十次的试药，“山穷水尽就又去了，其实就是懒。”阿明说道。

　　试药出事故无保障

　　“试药有风险，但也要看是什么药，像肿瘤类的药物风险就比一般的高。”邱仁宗表示，通常情况下试药实验的风险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风险最低的，就跟平常生活中切菜时切到手指类似，风险系数比较低。第二类是非常严重的不可逆的伤害，比如在进行动物试验的时候，导致动物残疾或者死亡，而这种程度的药物试验，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的。第三类是非常关键的一段，那就是超过最低风险，但又不会导致残疾或者死亡的，这类的药物试验需要慎重地考虑。

　　试药人阿明对记者说，中国的试药行业太黑暗了，需要详细地订立法律，并且严格地执行，以此来约束医院和药厂的行为。除此之外，作为试药者，阿明还希望国家能够降低弱者举报的门槛。“（如果试药出事）首先要证明你的问题是药物引起的，但是出了问题之后哪个医院敢给证明。”阿明表示因为中国没有特别完善的法律规定，因此试药者一旦受了伤害，除了闹事没有其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