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获利多时，乱摊派自然少些；若是土地财政没落，乱摊派自然又有死灰复燃之势了。当有效监督和有效追责到位了，企业才有底气对行政逼捐说“不”。

　　原本财政拨款80万元的“政府大院”改造建设项目，“摇身”变为800多万元。卖地筹款填不了缺，最后百余万元靠企业“捐资”：深圳老板20万元，矿业公司10万元，爆竹厂6万元……这份24家企业的捐资清单，背后是“不捐款别找政府帮忙办事”的“协商”。如此咄咄怪事发生在广西合浦县石康镇。

　　类似这样的行政索捐或行政逼捐，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地方就曾有行政“三乱”之祸，媒体称之为行政乱收费、行政乱罚款、行政乱摊派。对此“三乱”，政府也不乏运动式治理，但前治后乱、边治边乱的情况仍然存在。究其原委，无非是积淀已久的体制之弊、财政之困、制约之失、素质之忧。

　　时间推移至1996年。其时，中共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并宣示要建设法治国家。《行政处罚法》等一批规范行政权运作的法律陆续出台，都市报的监督功能也开始显现，“行政三乱”的违法成本上升，各种乱象也逐渐消退。当然，另一个原因是，“分税制”改革已经完成，土地财政走上前台，一些基层政府终于可以借由卖地来摆脱各类行政乱象了。

　　从国家权力法治化的视角来看，权力和利益分离，是法治的基本规则。卖地财政未必就合法合规，甚至也未必就好过行政“三乱”。一些以公共建设为名行商业建设之实的野蛮拆迁，也曾让被拆迁人怨声载道。“行政三乱”与拆迁乱象，不同的是针对的主体有别，相同的是都有权力滥用的影子。土地财政获利多时，乱摊派自然少些；若是土地财政没落，乱摊派自然又有死灰复燃之势了。

　　打蛇要打“七寸”，治“乱”也要治到关键。权力之所以滥用，一是滥用的风险不高，二是滥用的得利丰厚。要遏制权力滥用，关键仍在把权力赶进笼子里，同时提高违法违规的风险，使各种乱象得不偿失。

　　那么，谁来把权力赶进笼子里？往上看，是通过顶层设计和立法完善，规范公权力的行使；往下看，是通过公众参与和社会参与，监督公权力的行使。当然，我们其实也不缺监督，缺的是对行政机关的有效监督。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而权力的腐败会在碰到足以制约它的权利时止。民众不乏监督与制约公权力的热情，在民众的监督热情之外，还需要纪检机关和反腐部门能及时跟进，依法查处。权责相统一，过罚要相当。对诸如“乱摊派”这样的基层行政乱象过于宽容，认为他们也是为公而不是像贪腐官员那样谋私，从而以“罚酒三杯”式的处理结案，那就不会有基层行政乱象被根本遏制的一天。

　　以行政逼捐为外在表现的“乱摊派”，实质就是利用公权力非法侵害或剥夺受害人或受害企业的公、私财物。“乱摊派”也许并不可怕，怕的是当事人遭遇“乱摊派”却根本无从寻求救济。企业为什么对行政逼捐敢怒不敢言，还要老老实实奉上“保护费”？不在别的，都在对监督与追责缺乏信心，而又惧怕地方官员借公权假以“合法伤害”。当有效监督和有效追责到位了，企业才有底气对行政逼捐说“不”。

　　评论员王云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