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之

　　郎咸平曾把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评为美国的新贵族，最主要原因是他们有着对美国社会的社会责任，具体行为是他们都决定把财产全部捐给社会，而给子女仅留下相对极少的生活费。那么，什么是新贵族精神呢？新贵族精神需要什么样的存在土壤呢？

　　由于中国的贵族文化在历史中作用不明显，有学者认为只有在春秋战国和汉晋时期中国出现过贵族文化，在科举制建立后，由于打通了平民晋升的渠道，所以贵族文化日渐败落。我们今天抛开中国的贵族文化不谈，以欧洲为例简单地归纳一下贵族的特点。欧洲贵族在各国文化中实质上都是一个既得利益集体。而且贵族一般要具备两个特征：一是维护和延续既得利益；二是以血缘为纽带传承。

　　至于如何维护和延续既得利益不是我们此文讨论的重点，此文目的是就是新贵族主义，以比尔·盖茨、巴菲特为代表的新贵族集团既然能把全部财产捐献给国家，说明他们也是懂得如何维护和延续既得利益，从此点不能说明新贵族主义的“新”字，而对“新”字的突破恰恰反应在贵族的第二个特点上，即打破了以血缘为纽带的传承。

　　可能是出于任何动物的本性，血缘一直也是人类难以突破的价值联系。但为什么新贵族能冲破血缘的价值链呢？笔者的答案是——社会责任。旧贵族不是没有社会责任，而是其社会责任还是狭义的定义为家族既得利益的传承。而新贵族的社会责任真正达到了人类共同价值观的高度，可能有人认为笔者的评价过于夸张，因为所谓新贵族也只是一些生意成功人士罢了。但笔者还是以为，以现今的商场竞争程度，如果没有一个极高的战略制高点，是不可能取得顶级的成就，而战略制高点正是要建立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之上。

　　新贵族精神的存在仅仅依靠普世价值观吗？否！其更重要的是制度保证。把财产捐献给国家不是什么新鲜举措，古今中外都不乏先例，但我们是否反思过:这种行为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我们只要稍加回忆就可以记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有多少仁人志士把全部财产捐献给新中国，其中有藏书、有字画、有秘方、有史料，当然也不乏巨额资产。但反观今日，类似的新闻还有吗？所以摆在我们面前最有意思的实例是，新贵族精神在中国出现比美国至少早六十年，但结果呢？不排除由于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什么可以借鉴，所以走了一些弯路，但今天我们只有对正确既定的道路持之以恒，在中华大地才能再有新贵族的出现。

　　所以，人们在盛赞新贵族精神的同时，更要说明新贵族精神需要的土壤——制度保障。旧贵族也好，新贵族也罢，都是理性的人群，他们最关注的永远是，什么样的规则能保证他们的财产按照其最初的愿望实现其价值。在新社会，我们无需根据个人朴素的阶级情感而排斥贵族阶层，新社会要求我们去探索一种公共的制度设计，使其他人心悦诚服，一部分人心安理得地成为新贵族，而新贵族们更是对制度充满信任，责无旁贷地履行着自己的社会责任。